与一般人想象中不同，萧山的财富第二代大多数与他们的父辈形成鲜明对比，从小就不缺钱的第二代人穿着简单，并不注重享受财富，尽管每人都有过亿资产，但是他们整天热衷于谈论的是企业管理和家族荣誉，努力工作得有些近乎乏味。
按照他们中的一分子黄伟潮的说法，在他接父亲班的第一天，就用类似保证书的话语对整个家族做出了承诺:“我要做的不仅是让父亲传给我的财富保值，更要让财富增值。”
“唯一的奢侈品是培训班”
董最红一点不掩饰他对自己那辆张扬的鲜红的法拉利的喜爱，即使在遍地名车的萧山，他的法拉利F575还是显得夸张，轰鸣的发动机隔着两三条街道就能听见。没买之前，朋友们大多劝阻，萧山老板们最流行的是奔驰600，“可是没能说动我，我想要那种青春的感觉”。
40岁不到的董最红是萧山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之一，他十分投入地享受着财富带给他的生活乐趣:在意大利买衬衫，在马场养了3匹新疆马，家里3人每人一匹。
可是他的女儿完全不一样，18岁的董桃珍坚决不让爸爸开车送自己去学校，“谢谢你好吧，不要让我同学看见了”。离开学校很远，她就坚决下车，自己走路过去。她穿最简单的校服，除了偶尔会去马场骑马，生活和一般同学完全一样，这些全部出自于她的自我要求。
“富二代”与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企业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对奢侈生活的平淡态度，“从小就见太多了”。
陈德木开着他那辆显得过于宽阔的宝马在乡村小路上昂扬而过，村里人尽管还叫他“阿木”，但是阿木今天所过的生活，已是他们很难理解的了。
陈德木是萧山典型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解释，正是当年家庭贫困，使今天的他特别重视品牌，“当时家里穷，别人家用力士香皂，我就想，为什么有品牌的东西比起一般东西贵那么多”。所以他到今天成为品牌狂热拥护者，脚上是Ferragamo，即使在工地上，也穿着杰尼亚，所背的包全部是LV。他的理由是，全身的名牌能够刺激他，使他觉得品牌的重要性，“自己也要创造出品牌来”，他的工厂生产的“杰”牌机械比同类产品贵了15%。
与陈德木一样，汤晓鸣也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见他时，他正在办公室里津津有味地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但这不妨碍他每隔一两个月就去香港购物一回，“那里的品牌有挑选余地”。他熟悉地介绍自己的购买经验，上次去香港，是买回全套的骑马服装和器具，“这些东西还是在香港品种多”。
3个月前，他托人买回一匹“奶牛色”的马，花费了6万元，寄放在马场里，每月又要多支出养马费用1200元。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去骑马，3个月下来，马和他极其生疏，“3个月只见了一次，还踢了我一脚，疼了好多天才好”。这马属美国西部的马种，高大得令人生畏，汤晓鸣骑上去也不敢开跑。而拥有一匹专属于自己的马，是最近在萧山企业家中流行开的一件事，理由是自己的马和自己有“亲近感”，不同于马场那些供出租的马。因为都需要寄养在马场，附近的马场生意兴隆。
30岁刚出头的傅华东也被朋友拉到马场上，可是看着那些马，他却丝毫没有动心。在他看来，“与其借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撑场面，还不如穿最简单的衣服，过最简单的日子”。萧山的“富二代”出乎意料对品牌和奢侈生活持简单态度，其实他们更有玩的资格。
高德康解释，“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金钱中，从来没缺过钱，所以对那些能代表身份的东西特别不在意”。他是萧山青年商会的会长，也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他看来，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人必须借用某些奢侈品来证实自己的身价，“本来我想买个桑塔纳3000就行了，可是怕别人说我作秀，所以只好买辆奔驰
傅华东说他自己不是例外，“从小就有人开车送我上学”。他现在是萧山永翔集团的总经理，父亲当年靠做电缆起家，现在集团任董事长。傅华东说:“当年我就不知道钱有什么用。”
萧山“富二代”的典型特征在傅华东身上展露无遗，“对品牌特别无所谓”。去美国时候，看见那边衣服便宜，一买就是几十件，用大包背回来，“反正谁都知道我们家多少资产，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他还有个朋友穿着更朴素，企业里的总会计师看不惯，把他拉到杭州的几家奢侈品专卖店，让他随便买些东西。“我那朋友轻描淡写说，这个品牌当年找我当过总代理。”他的资产，买下几家国际品牌的代理权也毫不困难。
傅华东说:“从来没缺过钱，所以不觉得钱重要，倒是现在管理企业了，才发现钱原来也是很要紧的。”他们几个朋友聚会，大家都穿最简单的服装，“外人看来，觉得是一群打工者在聊天”。
他的朋友沈国锋穿布鞋，穿最简单便宜的休闲服，他家的振亚纺织全部采用比利时的纺织机，能在第一时间制造出任何国际最新面料，他笑着解释自己不喜爱品牌的原因是:“一看就知道那些服装的成本了。”
在沈国锋的印象中，他们这些“富二代”聚会时，不会有人谈品牌，谈奢侈品，“会觉得谈那些很无聊，你家有多少钱，买得起什么车，在大家心目中很清晰”。而更多是谈企业管理，或者最近到哪里去上了个什么培训班，在他们心目中，这种培训班对于上学不多的他们才有重要地位，那是钱也难买回的“奢侈品”——“老师都是多年研究此专业的，尽管他们说的100句话可能都是虚张声势的，但只要一句话对了，就有很高的价值。”
他上了浙江大学、东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若干个培训班，还觉得不够。傅华东推荐给他自己最近上的LP培训课程，“教你反思自己的内心”。他一听非常喜悦，开始积极打听这个班的状况。
因为过于忙碌，所以唯一给自己放松的办法是买辆好车，沈国锋给自己买了辆奥迪新款车，价格130多万元，“之所以买奥迪，是因为不像别的车那么招摇”。
原驱力:责任感和精英意识
作为唯一的儿子，傅华东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想培养他当“接班人”，他从学校毕业后，被父亲安排进了联通公司当机站修理工，“他告诉我，要想管人，先得被管理”。修理工一当就是5年，从普通工人升职到班长，“和同事的唯一区别就是，下班我坐自己家的各种豪华车回家”。
等父亲觉得他在国企接受了足够的考验后，让他管理两家自己的企业，那两家企业成为“锻炼实验品”，有一家很快被他弄垮了，“公司里我招聘来的大学生全部辞职的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哭，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当时家里的企业总资产已经有几亿元，对于傅华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父亲退休后掌管好这些企业，“那瞬间我明白了父亲拿几家小企业锻炼我的原因，损失了几百万元是小事，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他的艰难处境”。
“富二代”面临着和第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接手了几亿元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把几亿元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这时候，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对交到自己手中的企业的责任心。高德康说，他见过众多的萧山的“富二代”，“生活过得比一般人还紧张，主要是他们急于证实自己的价值”。
沈国锋有3个姐姐，可是父亲只想培养他为接班人，开着自己的奥迪，与姐夫在乡村小路上相遇，他突然感慨，“也许就是我父亲对我太寄予希望，所以压制了姐姐、姐夫的发展，导致他们都成为很平凡的人了”。他们现在全部在他的手下工作。
沈国锋觉得，要不是父亲接班的任务始终约束他，他还不知道会成为什么人。“小时候，我在父亲所属的一家小工厂上班，当时最喜欢的是带一帮小兄弟出门打架，听见哪个乡镇有厉害人物，我们就上门去打一场。”他说，要不是父亲急忙叫他回来一块儿办厂，也许他会成为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
接班后，才发现表面上风光的企业其实困难重重，由于经营的是纺织等传统企业，利润越来越少，“要保证工厂经营下去，毕竟有几百个人靠着企业吃饭”。中国流传的老话“富不过三代”特别刺激人，而且刺激的是父子双方，“不仅我爸爸交给我不一定放心，我自己也不放心，整天在想自己究竟能不能控制企业，保证家族的财产不会贬值”。
萧山第一代企业家都是苦出身，他们一手创办大的企业，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沈国锋说:“我爸爸把企业当他的大儿子，他的儿子不能受到任何伤害，相比之下，我倒像外人。所以我接班后的最直接想法，就是企业千万不能在我手中出错。”
所以，他的个人生活迅速转变为企业生活，在办公楼后设立了一间住房，“基本上以这里当家”。萧山城里的几百平方米的住宅总是空着，“最多是应酬的时候用用”。有一次父亲让他去看看萧山新建好的别墅群，说是不贵，四五百万元一套，是不是可以买来享受享受，“我去看了，确实环境很好，但转念一想，城里的房子平时也空着，买别墅不是更空着？”于是转手买了对面的商住楼，“至少可以当办公室用”。
有时候，“富二代”接手的不仅是财产，还有麻烦。
陈强本来在当地乡镇做干部，父亲经营的五金配件企业已经到了几亿元的规模，可是父亲为别的企业做担保，那家企业破产后连累了他们，至少要承受1亿元的损失。“父亲当年就得了癌症。”陈强是逼迫自己上台做了这堆麻烦重重的财产管理者的，“不可能将父亲打下的江山弃之不管，唯一的办法是将企业做活”。他说当时承受的压力之大，头发都掉了几块——“另一种办法把企业卖掉，拿着剩下的钱过舒服日子，可是那就成为家族的罪人了。”
与众不同的精英感成为“富二代”的另一种驱动力。傅丽是另一种类型代表，按照当地传统，父亲将家族企业交给了她的丈夫，丈夫算是上门女婿，“我自己对家族没什么责任要承担的”。可她还是从一家乡镇医院院长的职位上下海，“主要是‘富二代’起点高，我接触到的人都是政府或者银行的精英，受他们的刺激，你很难安于一份平常的工作”。
她当医院院长的时候，当时的萧山市委书记史久武说:“5年后你会成为不平凡的女人。”为了这句话，两人成了忘年交。她下海后从推销家具做起，“我们的家具都是销售给五星级酒店和政府机关的高档货”。别的销售人员不敢敲的门，她都能出入自如，“我的好处是，觉得没什么值得胆怯的事情”。现在她的最新业务是在海宁开发一块800亩的土地，“也是和政府打交道”。
喜欢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傅丽觉得是“富二代”的典型特征，“他们起点比一般商人高，这些政府官员从前就是他们父辈的朋友，现在又成为他们的朋友，很自然双方就来往起来了”。沈国锋也说，“富二代”做企业的好处是，很随意就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贷款，“毕竟关系在那里”。
傅丽的丈夫现在还在家族企业勤劳工作，经常要去非洲出差，“那里的五星级宾馆往往只有两天有热水，去一次回来受罪不少”。傅丽觉得，虽然自己赚钱没丈夫多，但是已经成为成功的职业经理人的她“成就感比他强多了，我离开家族企业，也能生存得很好”。
“富二代”和“富三代”的不同教育
第一代企业家喜欢回顾自己发家的辛酸史，他们多是从家庭贫困出发，开始奋发图强。高德康回忆他父亲小时候去市场上卖咸菜，“每次挣一饭盒的钱回家”。等他开始做买卖的时候，带回家的是一麻袋的钱，“带给整个家族以希望”。那时候，改变贫困家庭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印象成为最高追求。
41岁的陈德木特别认同这种感受，当年家里穷，特别想着如何“振兴家族”，否则也不会从国营工厂辞职，冒险去承包一个小棚子创业了。他说:“人最高的追求就是获得别人的尊重。”
今天，他的“杰牌”控股集团已经有3亿元资产，几项产品全与顶级的国际企业合作，可是在企业管理上，“我还是希望子承父业”。
尽管孩子还是初中生，“我带他去韩国，去沙漠，再去欧洲，为他制订了培养计划”。去韩国，是培养儿子的志气，希望他能学习韩国人的奋斗精神;去沙漠，是看那里人怎么在艰苦中创业;而欧洲，则是去卢浮宫看那里的各国珍藏，“告诉他落后就要被别人欺负”。这样的培训计划下，儿子迅速成为学校里的出名人物，“他有国际化的视野嘛”，他有些得意地讲述自己儿子甚至比刚到企业工作的大学生都强的故事。
暑假时，儿子又被送到北京一位大学教授家生活，
尽管人人心中都有将家族基业传承的梦想，但是“富二代”和陈德木他们这样的第一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沈国锋说：“我父亲他们会教育我们要承担家族事业，要把企业给他管好，可是我不能再这样教我的孩子了，时代变化这么快，谁知道他们那时候会怎么样？”
他所说的变化，是萧山的“富二代”普遍感受时代变化，家族企业到了一定阶段，肯定会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而家族也将从直接的管理者，变成股份所有者，那其实才是“富二代”的奋斗目标。沈国锋说:“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个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样整个家族才可能从企业中脱离出来——不可能奢望一个家族代代出现杰出的管理人才。”他心目中的最佳家族，是德国、英国那样的企业世家，“工厂名字还是他们家族的，但是他们的后代可以完全闲散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拿股份就可以了”。
有这样的想法，“富二代”普遍对他们的孩子采取了松散管理，沈国锋对孩子的唯一要求是他放学后回家，“享受家庭的感觉——毕竟人一生能享受家庭快乐的时间不多”。他让自己的司机每天去接孩子，不管自己晚上是住工厂还是村里的老房子里，都要孩子和他在一起睡觉。
而陈强的想法，是让孩子快乐一些，因为他一直在进行股份公司改造，等他的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继承的将是股份，而不是公司，“我希望他快乐，不要像我们一样，继承太多钱的同时，也继承了太多的负担”。
还没学会享受的“富二代”
萧山青年商会成为“富二代”的俱乐部，可是这俱乐部的会所出乎意料地简单，设立在一家连锁咖啡店里，几盒没人尝试的雪茄成为会所的点缀。一开始，商会也想搞些红酒品尝会之类的活动，但马上放弃了，会长高德康说:“好像萧山的‘富二代’特别踏实，对那些时尚杂志鼓吹的东西有免疫力。”
事实上，萧山的环境也使“富二代”不喜欢那些奢华的表面享受，傅华东说:“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做企业，因此觉得那些东西特别没意思，是表面文章。”他唯一做过的表面文章是给妻子买了卡地亚的戒指，“女人的虚荣心总归强一些”。
这晚的活动是请医学博士来讲养生，还有上海请来的专家做医学讲座，并且推广1万多元一位的基因身体检查，很有些人报名，并且当场抽血，去做高价的基因测试。高德康说，到了一定阶段，确实觉得，“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富二代”喜欢商会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可以心情舒畅彼此开玩笑，傅华东说:“平时在工厂里，100多名下属都是我的叔叔伯伯辈，和他们说话要特别当心。在这里，都是最知道彼此烦恼的人，所以很能理解对方的心情。”
“富二代”在自己的企业里普遍要小心做人，萧山的“富二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一般是，父亲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按照高德康的说法，“虽然接班人已经确定，可是儿子还要夹着尾巴做人，一般企业里，他们连50%的权力都没有掌握”。这样微妙的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企业为所欲为——傅华东说，他唯一消遣烦恼的方式是，在他那间装修豪华的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还是工作”。
在商会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对上一代的一些情绪，萧山当地一位买了私人飞机、娶了多个妻子的第一代企业家成为他们的笑话对象，傅华东说:“我们这代人很少有对妻子不忠实的行为，说句庸俗的话，何必让家庭影响自己的事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