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评价改革稳步推进，过于倚重论文的倾向正在扭转。

2月23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措施》）的通知，直指科研评价体系，提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措施，破除论文“SCI至上”“唯论文”痼疾，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 

这一系列与评价制度改革有关的举措，让广大科技工作者信心提振，备受鼓舞。同时，一些质疑声音也在网络上兴起。 

记者发现，备受争议的为几项具体措施，包括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发表不少于1/3的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强化代表作同行评议等。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去除“唯论文”导向，使该政策落到实处？科技界学者纷纷建言献策。 

代表作制度不“代表”？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介绍，他所在的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近几年在招聘、职称评审等方面就已采用“代表性工作汇报”制度。 

“SCI本身是一个文献检索系统，SCI论文并不代表高水平论文。计算机学科最重视的顶级会议论文通常不被SCI检索。”他说。 

针对《措施》中指出的“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俞立平认为该条例不具有普适性。 

“超一流科学家采用代表作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其他95%甚至更高比例的一般科学家，代表作不能反映问题，还是需要量化。”俞立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而且这与学科的类别息息相关。 

他指出，对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不能很好地代表学者水平，对于发展缓慢的基础学科来说更不适宜。 

在云南大学研究员翟大有看来，他所从事的古生物研究就属于“发展缓慢”的学科。代表作制度或无法体现本来就不能发高水平期刊论文的很多基础性工作价值。 

“比如一些冷门的生物分类学研究，研究者需要做大量的野外采集、标本整理和制作、形态观察和统计、图件清绘。最后所发表的通常是一些‘质量并不高’的研究论文——分类学的工作成果一般都发表在三、四区的期刊上。与那些热门方向的研究者相比，在评议当中肯定处于劣势。”他说。 

“代表作制度非常好，各取所长也是大家普遍能接受的，可以避免低质量的成果重复累加给评审者造成困扰。”兰州理工大学教授马军告诉《中国科学报》，代表作之间如何排位是关键问题。 

“比如A选SCI论文作为代表作，B选发明专利作为代表作，C选专著作为代表作，D选科技成果鉴定为代表作，如果ABCD同时申请竞争经费或者人才项目，如何筛选他们的位次就有挑战性。”他说。 

另外，代表作制度应该体现周期性，不能靠一个代表作“通吃”。 

“假如学者在《自然》发了一篇论文，此后10年甚至更长时间却没有任何基本的科研产出。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监督和激励研究人员？”对此，马军提出了疑问。 

同行评价看“人情”？ 

《措施》中提出的“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同样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议论。 

长期以来，在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成为高校、医院等单位评职称、晋升、评奖以及研究生毕业的主要甚至唯一条件。在“以刊评文”的导向下，中国学术界每年向国外缴纳论文版面费约20多亿元。 

在俞立平看来，这些是中国进行国际交流的“成本”。我国本土期刊想要发展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尤其是英文期刊尚需时日。 

“政策现在开始执行，学者可能来不及发表中文论文。即使有中文论文可能质量也不够，因为以前的优秀论文都发英文期刊了。”俞立平建议，政策要有1~2年的过渡期。 

同时，国内科技期刊的“容量”也成为部分学者担忧的问题。大连理工大学教授韩光洁向《中国科学报》反映，“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的发表要求或会导致 “僧多粥少”的情况出现。 

他介绍，计算机学科核心期刊有《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等。期刊数量有限，每年刊发的文章数也有限，但是从事学科研究的人员数量高达几十万。“如果论文都转向本土期刊，就会大大降低录用率，导致竞争激烈。”

采访中，不少专家指出，《措施》中提出的“强化代表作同行评议”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反观SCI论文自带的定性评价功能，代表作的同行评价的操作是否公正尚未可知。 

如何界定和筛选这些同行？官方指定的同行是否真正在本领域具有学术影响力？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如何找到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学者来担当同行？同行的学术操守如何监督？采访中，诸多专家接连抛出上述疑问。 

“即使让那些获得了国字号头衔的长江学者、杰青来当同行裁判也不能完全服众。况且，这些国字号头衔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不断参与种类繁多的学术评价。”马军说。 

他建议，同行评价不能局限于国内专家范围内的评价，相关部门可以考虑梳理国内各个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数据库，对这些知名专家进行咨询，以使同行评价国际化。 

加强科学共同体建设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具体实施方法仍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细化执行，但绝大多数学者对《措施》的出台持肯定态度。 

翟大有表示，此次出台的“不唯SCI论文”提议尤其适合应用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医生、工程师等。“我听有的医生说，他们评定职称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SCI论文，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关于《措施》里涉及的其他方案，马军认为很多都体现了科研体系的进步。 

“比如，对科研经费报销付费出版成果的额度给出明确意见就非常好，这对国际上‘掠夺性期刊’从中国低层次研究人员那里获取巨额外汇的打击非常大。这对进一步规范指导国内期刊收费标准有很好的启示。”他评价道。 

“科技部出台这样的文件对于扭转‘唯论文’的导向是有积极意义的。”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家下了很大功夫出台了一些似乎更加合理的措施，但不同研究机构、不同研究领域由于其评价功能不同，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很难用一套“金科玉律”统一。 

他表示，建立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最核心的是要加强科学共同体建设，让各个学科和各个科研机构根据本学科特点和本机构的需求，逐渐建立起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 

其次是要尽可能降低各类评价的数量。“目前评项目、评帽子、评学科太多太滥。为了保证公正，一个项目要安排七八个人来评，这样真正同行的评审就被外行的评审完全稀释了，而外行评审在不熟悉具体专业领域的情况下，只能数论文了。”他说。

破除“SCI至上”是学术评价改革的突破口

近日，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力图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论文“SCI至上”的不良导向。 

自201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来，一系列关于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的文件相继出台。这体现了国家层面对改革学术评价制度的决心，切实推动学术评价“破四唯”从理念走向实操。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从上世纪80年代引入国内，如今已发展成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诸多方面的核心指标。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校以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人才评价的主要方式，“SCI至上”屡遭舆论诟病，科研界也亟待一场学术评价体系的彻底改革。

科技部、教育部等近日印发的通知，既确立了分类考核评价、同行评价、规范评价评审工作的导向，也对成果考核的权重占比、论文具体的数量提出了详细规定。正因为认识到国内科技期刊与国际期刊之间的客观差距，通知也明确提出要培育和打造中国的高质量科技期刊。 

当然，破除“唯论文”的导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SCI及论文的价值和意义，而是要改变“SCI至上”和“论文至上”的极端偏向，合理把握好使用SCI的“度”。说到底，改革评价体系就是要扭转现行的单一化、机械化的评价方式，朝着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灵活性的方向发展，构建权重比例更加合理与平衡的指标评价体系。 

俗话说，不破不立。然而，解构容易，建构并不那么简单。笔者注意到，很多网友关心如何确保新的评价方式公平、公正，也有网友认为，在更完善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起来之前，不如维持现有的评价体系。 

其实，任何突破性的创新与改革都需要在质疑声中“艰难前行”，破除“SCI至上”的评价导向当然不能一蹴而就。真正落实改革精神，需要突破不少主客观乃至技术操作上的制约。 

一方面，科研成果的评价并不是孤立的，犹如生态系统一般，和多种因素环环相扣。在“唯论文”制度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环境对高校、科研单位的认知与评价也呈现出一种简单化理解。学术共同体习惯性地看重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一些机构对高校的排名也是以此为重要依据，扭转整个社会对此的“认知惯性”需要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任何评价工具和手段的形成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积累和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改革需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评价制度和体系的建设更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完善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总要给予更多“试错”的空间和机会，需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改革者要通过建立对话和反馈机制，及时听取实施的意见和效果反馈，适时给予调整和纠偏。

学术、科研成果评价的改革是个系统工程，破除“SCI至上”可以视作一个突破口。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部门还须增强积极性和主动性，探索适合各自特点的评价方式。能否拿得出有针对性与实操性强、效果明显的措施，也有是对高校、科研单位的学术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一次考验。

摒弃论文“SCI至上”正当时

2月23日，教育部官网正式发布其与科技部共同研究制定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这是自2018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来的又一项重大推进措施。 

“五唯”中最基本和最具决定性的指标是论文，因为“帽子”、职称、学历、奖项几乎都依赖于论文。而目前国内“称霸”的论文主要是SCI论文，尤以高影响因子和高被引的SCI论文“为王”，这是我国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深受“SCI至上”负面影响却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本次《意见》的推出，直击“五唯”顽症痼疾之要害，对于确立中国教育科研的正确目标和评价导向、促进教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立健全、推动中国教育科研以服务国家建设和人类进步为己任等，可谓相当及时且有力。引导和指导国内教育科研活动按规律办事，这是《意见》中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对于中国教育科研各项活动的科学意义有以下几点。 

让SCI论文回归成果载体的模样。SCI论文是学者展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形式之一，所以发表SCI论文不仅是学者的科研需要，也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必然。国家会一如既往地重视并鼓励学者发表高质量的SCI论文。《意见》强调摒弃“以刊评文”，不把SCI论文与优质学术成果直接画等号，这是基于SCI、SCI收录期刊和SCI论文的客观现实。很显然，SCI论文终究还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它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破除论文“SCI至上”，恰能使包括SCI论文在内的学术论文的内在品质得到更好的关注和发现。 

让行政管理回归服务角色的模样。SCI论文及相关指标之所以会得到超乎寻常的追捧， 主要基于SCI评价体系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对全学科论文给出定量数据的评价工具。广大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也清楚其中的不合理，但出于行政管理和绩效考核的需要，也就将错就错下去了。这种行政权力对科研评价与管理的绝对主导，很可能会导致科研质量和效率的低下。《意见》明确“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人员、学科和大学评价的标签”，行政赖以管理学术的“把手”被卸除，将迫使高校行政管理回归到服务于教学科研的本职角色。 

让科学研究回归探究真理的模样。科研世界博大精深，科研人员出于兴趣和爱好探索未知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受名利约束，心甘情愿长期坐冷板凳，吸引和支撑他们的是对科技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崇高信仰。在科研领域，所有的科研劳动都值得尊重，得到满意结果的科研劳动有价值，没有得到满意结果的劳动付出同样珍贵无比。《意见》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就要使发表SCI论文与名利思想相脱钩，激励科研人员发扬追求真理、严谨求实、民主平等、敢于质疑、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科学精神，胸怀大志，不斤斤计较于一时得失，更不为一己私利而学术不端，最终拿出优异成绩来回报国家和人民。 

让外部环境回归安静宽松的模样。高校办学治学需要一定的专注和沉静。各种“此起彼伏”发布的SCI论文相关指标、ESI指标排行以及以SCI论文、ESI为核心指标编制的排行榜，或以偏概全、或名不符实，大肆“渲染”指标数字的起起落落。殊不知一所高校的总体办学质量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没必要看重数字的一时起落；教育科研指标理应是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结合，为了数量而有意或无意忽视质量是相当危险的；有的重大科技成果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蛰伏”努力，数据的一时落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虽然高校应有不为外界左右的定力，但以目前高校所处的相对不够成熟的大环境而言，这类数据难免会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和资源获得。《意见》叫停这类数据的发布，是免除高校无谓焦虑、助其安心踏实搞建设的实力之举。 

让同行评议回归客观公正的模样。《意见》针对高校内外部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的问题，提出要“完善学术同行评价”。学术同行评议制度是相对客观、科学和公正的科研评价技术和手段，也是国际通用的科研评价的做法。客观上国内学界却对学术同行评议制度颇有质疑，认为在国内现有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生态下，同行评议会演变为学术权威、长官意志的“一言堂”，以及各种帮派的“人情关系网”。的确，同行评议决策的科学性主要取决于评议专家的个体素质和评价经验。为此，此次《意见》实施正是解决中国学术同行评议专家主观公正性问题的难得契机，要切实构建起评审专家的遴选制度、承诺制度、回避制度、信誉制度、追责制度等。

再次强调，中国学者科学研究和成果交流需要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同时SCI期刊也需要刊载中国的各种论文成果。在中国国力和科技强盛的今天，中国学者的SCI论文不可或缺，中国学者发表高质量的SCI论文更值得鼓励并以此为荣。《意见》坚决破除论文“SCI至上”，是要扭转对于SCI论文“符号化”吹捧现象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中国教育科研改革和评价又到了新的发力阶段，摒弃论文“SCI至上”正当时！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