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社会格局正进入深度调整期，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和兴起，创新驱动发展是大势所趋。

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迫切需要研发组织形式的突破。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了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华为研究院、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等一大批新型科研组织，该类科研组织在发展模式、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协同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全新探索，形成了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新模式，有效地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难题，已成为区域源头创新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力量。

我国新型科研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理论层面：后学院科学背景下科研组织结构的演变。科学活动作为一种知识的生产方式，正由过去的学院模式发展为后学院模式，科学研究和知识的生产正发生深刻变革。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物理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认为，后学院科学是学院科学向产业领域的延伸，是与实践网络紧密缠结在一起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后学院时代的科学研究需要持续、巨大的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已不局限于认识世界，甚至延伸出直接依靠基础研究孵化新兴产业，将自身作为产业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在诸如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学科，以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既能产生突破性科学成果，又可以随即进入产业化过程，使科学知识和商业价值合二为一，这被称为“巴斯德象限”创新模式。

与此同时，研发活动的主体和组织机制也在不断演变，以适应科学、技术、产业相互关系的变化。近年来，在我国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型研发组织形态，该类研发组织在目标定位上更强调成果能够转化和孵化，科技更贴近市场创富和创造社会价值，而非局限于传统的以科学和技术取向的求知和应用；在组织方式上多采用纵向一体化，淡化了科研分工的严格界限。一项科研项目无论做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或是直接服务于相关产业，是科学和技术更为复杂的融合。科研组织成为科研活动上下游联通以及研究人员跨边界流动的平台。可以说，新型科研组织是对“后学院科学”范式下科技与经济交互性不断增强的适应和变异。

现实要求：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当前，知识形态生产力向物质形态生产力的转化逐渐加快，这需要科研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连接创新价值链各环节，将创新链从基础性科学研究直到产业化、创业服务化、科技金融等活动进行有机高效联系，对于形成活跃的创新生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跨越“死亡谷”、使产业形态向“微笑曲线”高端转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死亡谷”处于基础研究与商业性技术开发的交汇处，是知识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各类行为主体发生复杂作用的场域。对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来说，既是关键性的过渡环节，也常常是受到忽视的薄弱环节，往往存在“市场失灵”、“组织失灵”，乃至宏观上的“系统失灵”等问题。传统的科研组织大多从事基础研究和商业性技术开发，在推动科学能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共同作用并最终形成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存在功能错位或不匹配。然而，知识经济的进展不断对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提出新的要求，这就使得处于创新链前端的从事科研的部门必须将其功能向创新链后端延伸，为成果的开发、应用甚至产业化提供支撑；而处于价值链后端的从事生产经营的部门，为了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权，也必然将活动领域向创新链前端延展，这不但要能够方便地获得科技知识，而且直接从事知识的生产。创新链中机构形态从两端向中间靠拢，组织功能边界不断融合，使得直接负载着知识创造和产业发展两种价值的新型科研组织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体制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助推新型研发组织的出现。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揭示了创新包含的两种类型: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国家或企业获得持续发展,必须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则是关键一环。

2015年3月，我国出台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制，着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让创新真正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现代科研组织能够直接服务于市场和增强竞争力，为我国新型科研组织的出现创造空间。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型科研组织破除束缚创新的陈旧观念、体制弊端，面向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目标，充分重视科研与产业的紧密关系，强调研发的市场导向，采用市场化运作机制，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建立了融合“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企业孵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链条，同步研发、交叉融合开发的模式贯穿于其中，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问题。通过从源头创新到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的快速转换，充分释放出创新活力，已成为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尖兵连”。

典型案例分析

为更好展示我国新型科研组织产生和发展现状，笔者选取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作为代表进行重点分析，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出新型科研组织的一些共性特点。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典范。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于１９９６年12月共建的、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事业单位，双方各占50%股份，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作为我国市校合建的第一家研究院，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建的目的就是在于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确立了“以高科技创业企业为孵化对象，在扶持高科技创业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实现科技成果的最终转化，并培养出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目标。多年来，通过创新体制和机制，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企业孵化、科技金融到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全面构建辐射海内外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及产业投资平台，培育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具有行业领先地位、具备长期可持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首先，加强科技研发，形成了由研究所、实验室两级结构组成的技术研发平台。自成立以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组建了宽带无线通信研究所、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新材料与生物医药研究所、光机电与先进制造研究所、新能源与环保技术研究所等5大研究所，研究所下设14个实验室和2个研究中心。研究所与实验室紧紧围绕深圳市的产业布局、市场需求开展研发和产业化工作，近年来在生命健康、航空航天、先进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同时不断研发出自主创新技术,增强自主研发能力,从而为长期独立发展提供保障。例如，清华大学研发、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参与产业化的无人机项目，定位军民两用，从发动机到测控系统全部自主研发。

其次，构建完善的孵化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一般来说，进入研究院孵化器的企业有两种类型，一是研究院科技人员通过对有前景的实验室成果进行工程化和市场化，创建新企业；另一种是吸引外面的初创企业入驻研究院。通过对这些初创企业提供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务，帮助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拓展，带动企业的发展壮大。如深圳兰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就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立体孵化体系中的一个受益者。从组建实验室到成立企业，从样品到小试，获得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孵化支持，2014年5月该企业的估值已高达3.5亿元，备受资本市场关注。

第三，建立投融资体系，促进技术与资本的有机结合。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通过成立创投公司引入风险资本、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资本运作等手段，有效实现了资本的进入和退出。如力合创投、清研创业、力合金控等创新投资企业和科技金融产业的综合平台，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创业企业参股、购并、重组等资本运作，实现了技术、资金、人才的优化配置，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产品、优秀企业家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第四，在开放条件下搭建全球的创新合作网络。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充分利用与整合国际资源，在技术、人才、资本甚至市场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提升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水平。通过与国际知名企业、高校、研究机构进行合作，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迅速在数字电视、传感器、无线射频识别（RFID）、超精抛光、通信等关键技术上获得突破，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成立深圳清华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与国际合作部共同作为海外合作的国内支撑点；率先在美国硅谷成立北美创新创业中心，先后在英国牛津、俄罗斯莫斯科和德国科隆建立三大中心，以此形成了“一部四中心”的国际合作网络。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综合性科研机构和公共研发服务平台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与深圳市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共建的国家科研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我国内地首家以集成技术为学科方向的、主要从事现代制造业自主创新研发的科研机构。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成立，是中科院为推进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的结合而实施布局调整的重要环节，也是深圳市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完善创新体系的重要举措，并且成为加强深港科技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契机。

首先，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微创新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瞄准深圳乃至珠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需求，初步构建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高效地实现了创新链上下游资源的共享与协同。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科研布局上形成“六所多中心”的创新组织格局；建立一所特色学院（深圳先进技术学院）；培育深圳蛇口机器人基地、深圳龙岗低成本健康基地、深圳李朗云计算与物联网基地、上海嘉定电动汽车基地等４个特色产业育成基地；设立中科育成天使基金和中科明石、中科道富、中科昂森等风投基金。

其次，在科学与技术体系上遵循“巴斯德模式”，形成学科交叉和集成创新的特色与优势。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强调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调研发与生活、市场的紧密连接，真正实现科技创造价值，带动深圳产业跨越式升级。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一方面立足源头创新，面向科技前沿，培育新兴学科，形成学科交叉和集成创新的特色与优势，为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知识源头”和“核心知识产权”。另一方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重大项目和前瞻性布局为牵引，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瞄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规模产业化。如围绕健康与医疗、机器人、大数据与智慧城市、新能源与新材料等四大领域开展应用研究。

第三，形成双螺旋产业化战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知识产权引导科研方向，以市场需求引导产业方向。为增强开放研发机制，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企业携手共进，推动产业化合作的“源头对接”模式，合力推动产业化跨越式发展。在项目评价方面，加强产业化合作项目的绩效比重，对国家纵向项目、深圳地方项目、产业化合作项目按照１∶1.2∶1.5的比重进行绩效统计，将企业合作项目经费的5%直接奖励给开发团队。在项目管理方面，改变蜂窝煤式项目管理模式，实施动态矩阵式管理。

第四，建立起“领军人物+百人计划+青年骨干”的三层结构人才梯队。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深圳惟一的中央“千人计划”基地，通过计划内招生、联合培养、设立“客座学生”等方式招收、培养研究生。同时，借力深港创新圈，打造流动的高水平研究和开发队伍。2012年8月，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依托的深圳先进技术学院建立，通过港澳台的教育资源和国家研究所的科研优势协同创新，建设一所以研究生培养为主、多学科交叉、致力于集成创新、快速适应全球科技经济发展变化和区域需求为特色的新型学院。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探索具有产业化前景的专业化前沿研究，并以科学能力为本，衍生技术和产业能力。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由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南迁而来。1999年成立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由于承担和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水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项目获得国内外科技界的高度评价，中科院决定以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为基础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并将其纳入中科院体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于2003年11月得到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2007年4月，华大基因研究所在深圳市民政局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注册；2008年6月，被深圳市政府批准成为事业单位。从本质上来讲，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是非营利性的民间科研机构，但其内部架构遵照企业化运行，还衍生出包括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在生物育种、疾病预防等新兴产业领域具有主导话语权。

首先，以科学引领产业发展。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通过功能基因组和应用基因组研究，加速培育基因产业。2011年6月，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联合相关企业成立深圳基因产学研资联盟，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推进产业化应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利用基因组技术培育农作物品种，转基因谷子等品种已进行到田间试验阶段；无创胎儿染色体疾病检测技术已获得国内多个省市的临床检测许可，同时也在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推广。

其次，形成“三发三带”的创新发展模式。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以基因组为基础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三发联动”和与国际接轨的大科学项目任务“带学科、带人才、带产业”的“三带”联动发展模式，突破现有产业资源和产业模式的束缚，形成科技成果产业化新模式。如2007年10月中旬，独立完成绘制了“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2010年1月，购买了美国基因测序知名企业Illumina公司的128台HiSeq2000测序仪；2013年又全额收购美国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抢占了基因测序产业链的制高点。通过向产业扩张，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构建起一个拥有从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到产业化生产的基因测序完整产业链的商业生态系统。通过为全球范围内的科研机构、制药公司提供测序服务弥补了研究所需的巨额研发开支；再通过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科技服务创造了现金流，走出了一条“以研养商，以商促研”，科学发现与产业发展双向循环的创新之路。

第三，搭建灵活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注重通过对外培训、联合培养、在线开放课堂等方式培养跨组学科及产业人才。2008年3月，与深圳大学合作成立“深圳大学医学院华大基因研究院”；２００９年3月，与华南理工大学成立“基因组科学创新班”，后又与多所国内重点高校采用此模式签订协议，联合培养创新人才；2011年10月成立华大基因学院，这是深圳成立的第一所特色学院，也是深圳生物产业高端人才的“黄埔军校”，被视为基因组学创新性方法和教育及培养的典范。

我国新型科研组织的共性特征

新型科研组织的出现，是科学技术作用于社会，并不断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变化的结果，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结果，表现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组织的新形态。通过对上述３家新型科研组织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其发展经历、研究领域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工作特色，在组织形态上也存在差异，但新型科研组织具有一些明显的、新的共性特征。

首先，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与传统研发机构难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不同，新型科研组织从诞生开始就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非常明确的创新目标和研发导向。研发并不局限于服务科技创新活动的某个环节，而是逐渐演变成从上游源头创新到下游产业化的全产业链创新体系，突破了传统创新链条各个环节独立性强、容易“断链”的弊端，保证了科技成果产业化整个链条的通畅以及产业发展对科研的反哺。

其次，在组织目标定位上，新型科研组织结合了进行科技研发和从事创新创业两种目标，其本质在于科技创新与创业的结合、借助创新而创业、通过创业而实现创新。新型科研组织一方面开展前沿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形成科技成果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具有以探索性需求为导向的定位特点，希望衍生孵化一批企业、带动一个（或若干）产业乃至一个区域的发展。研发成果的目的不在于为科研而科研，而在于更好地克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包括以孵化企业、所企合作和衍生企业的创业方式直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三，在研究内容和领域的选择上，新型科研组织所从事的往往是“巴斯德象限”的研究。即：既有一定科技前沿性、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又有应用目的性、面向产业和市场需求，将立足科技前沿探索与形成产业创新源头联系起来，致力于发展引领未来的、有可能导致产业代际转移的原始性创新技术，孕育和引领未来产业，引领新的产业链和创新价值链，发挥着源头创新作用。

第四，在功能实现上，注重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的结合，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紧密融合。新型科研组织引入金融资本，建立“政策+创新+产业基金+VC/PE”的新机制，实现“科研+产业+资本”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能够为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形成“资金—科研—企业—资本市场—资金”的增值循环链，解决了长期发展的资金问题。

第五，提供科技创新服务，衍生和孵化高科技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传统科研组织不同，新型科研组织不仅可以通过衍生企业而创业，而且往往具有高科技企业孵化器功能。其衍生和孵化的高科技企业的成果既可能是来源于本身的研发成果，也可以是来源于其他渠道的寻求孵化服务的科研成果。凭借自身研发实力，新型科研机构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便于通过引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方式积极介入资本运作，使众多有前景的科研成果获得转化资源，使有前景的科技成果能够通过中试，进而形成产品，得到商品化、产业化，从而跨越“死亡谷”。同时，创业型科研机构的孵化收益能够反哺其自身的科研活动，形成良性循环。

第六，研发体系的高度开放。新型科研组织立足于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在项目上加强与行业相关的国际知名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实现新兴产业在关键技术上的突破，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培养国际顶尖人才，而且在项目开展上积极加强国际合作。

第七，采用灵活的运行和管理机制。在运行和管理方面，新型科研组织无论其隶属关系如何，是“事业单位”还是“民营非企”或者“企业联盟”，都有别于传统科研机构和传统事业单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行一定程度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和“非营利机构管理”模式。

摘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