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经观察 中国制造迎来品质革命①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环境、释放活力的政策措施，企业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当前，如何进一步激发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的动力？如何尽快补上短板、全面提升品质？如何顺应产业变革之势，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这既是推动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环节，也是制造业企业开启高质量发展亟须破解的课题。从今天起，本版推出“中国制造迎来品质革命”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新进程。

——编 者

“过去蓄电池类别下面包含了储能用、摩托车用、电动助力车用等十来个单元，企业想开发生产一个新单元，就得单独申请一次生产许可证，等发证下来至少得6个月，很可能就错过市场机遇。去年取消了蓄电池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后，企业有更多精力投入技术创新，推动转型升级了。”天能集团项目与知识产权部员工谈志农告诉记者。

去年，我国取消和下放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简化审批程序，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减至38类，蓄电池便是取消的产品类别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大幅压减工业生产许可证，强化产品质量监管。

许可证“瘦身”空间不小

同一条冰箱生产线，小冰箱只需产品认证，大冰箱却要有许可证才能生产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是其启动运营的重要前置条件。没有许可证，别说产品投放市场，开动生产线就不合规。

然而，在很多制造业企业看来，这个许可证有必要大力压减。

“我们已经呼吁好多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幅压减工业生产许可证，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安徽一家冰箱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冰箱产品长期存在一种产品两种准入制度的现象，同一条生产线，生产工艺和材料没有本质差别，有效容积500立升以下的冰箱（简称“小冰箱”）进行3C认证，500立升以上的冰箱（简称“大冰箱”）要申请生产许可证。

根据中怡康线下市场监测数据，2017年大冰箱零售额份额已达到35.09%，并且近5年呈逐渐上升趋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里有一个冰箱就很不错了，基本都是小容积，但现在500立升以上的家用冰箱越来越常见，矛盾也就出来了。”该冰箱企业负责人说，两种准入制度，企业管理要两套体系，检测也要弄两套，增加不少负担，然而大小冰箱又要接受统一的能效标识管理，企业感觉无所适从。“据我了解，一些同行干脆就不开发大冰箱了，还有的是生产500立升以上但把容积标小。”

“2009年以来，我们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一问题，希望尽早废除大冰箱生产许可证，实行冰箱产品一个准入制度，大冰箱最好跟随大多数产品转为3C认证，这也和国际通行做法一致。”中国家电协会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工业生产许可证制度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确立。“它属于行政许可项目，由政府部门发证并监管，是针对生产企业，依法授予许可生产该项产品的凭证的行政许可。”国家认监委认证监管部副主任王昆介绍。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兴起，出现了不少生产设备不达标、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出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许可证制度的弊端也逐渐凸显：一些产品质量稳定、行业自律程度高，前置审批不利于活力释放；审核周期过长，有时企业要派人一趟趟跑部门；多个部门存在重复许可问题……改革呼声高涨。

近年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不断深入：管理目录进一步压缩，从5年前的61类压减至38类；审批程序更加简化，企业获证时间从5年前的60个工作日压缩至最快当场取证；停止征收生产许可证审查费用和发证检验费用，每年可为企业减负近1.5亿元。一项项改革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添了不少力，但企业仍然期待，压减的范围更大、力度更大。

放得下还要管得好

该放的权要放，该承担的责任也不可推托

去年召开的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强调，除涉及安全、环保事项外，凡是技术工艺成熟、通过市场机制和事中事后监管能保证质量安全的产品，一律取消生产许可；对与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通过认证能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律转为认证。对管理目的相同或类似的不同部门许可事项，要加快清理合并。

许可证少了，企业负担小了，但担心随之而来。企业担心，会出现推诿扯皮、变相许可等问题吗？消费者担心，前期审批没了，产品质量如何保证？一些部门会不会认为权力少了、担子轻了，做甩手掌柜？“应当明确，许可证‘减肥’，绝不代表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减轻，该放的权要放，该承担的责任也不可推托。”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放得下还要管得好。“放开事前审批，对事中事后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方式就很有必要，要扩大抽查覆盖面、增加抽查频次和品种，消除监管套利现象；对于已颁发的许可证，事中事后监管如发现不符合要求，要及时依法撤销。通过公平的‘管’保障更大程度的‘放’。”刘俊海认为。“现在监管严了，企业也不敢随便乱来。过去还能估摸着监管部门什么时候来查，承检机构也比较熟悉，现在抽查都是随机抽取和匹配，就算想寻个方便也不知道找谁。”浙江一家企业负责人说。

放得下还要转得了。去年，电热毯、助力车、摩托车乘员头盔等3类产品由工业生产许可证转为实施3C认证管理。有企业担心，3C认证会不会成了“变相许可”，戴市场帽子收企业票子？许可与认证制度能否顺利转换衔接？“这次转的3类产品都属于大众消费品，实施3C认证管理符合WTO原则、与国际通行合格评定管理制度接轨，例如电热毯纳入3C认证后可以促进国际互认，扩大产品出口。”王昆介绍，国家认监委已要求指定认证、检测机构在认证过程中，全面承认相关产品许可证检测、审查结果，减免认证检测收费，稳妥做好转认证工作。“为了避免变相许可，我们还将进一步打破认证市场垄断，扩大认证机构指定范围，让企业有充分的自主选择认证机构权利；针对一些检测认证活动不规范现象，集中排查问题，逐一整改落实，并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

放得下还要接得住。1月15日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证”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2月初，江西理文化工公司就拿到了江西省质监局颁发的首张“一企一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以前我们危险化学品有机产品、无机产品和氯碱产品有三本许可证，增加不同类别里的单元，还得分开来审查，送检等也很麻烦。通过改革，变成一次申请、一并审查、一次发证，确实方便了。”该公司品质管理部经理彭于辉说。“去年下放给省质监部门的8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我们已全部委托给企业所在地的设区市局和省直管试点县（市）局办理，以减少审批层级、方便企业就近办理。”江西省质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最终有助于提升品质

有利于鼓励企业研发新技术、新工艺，市场产品种类将更加丰富

“放出活力、管出公平了，但真正要提升产品质量，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治本之道还在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刘俊海认为，一方面要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让违法企业的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公平现象；另一方面，要激活公益诉讼制度，切实扭转消费者为了“追回一只鸡，得杀一头牛”的尴尬现象。“发达国家一般只有认证制度，没有许可证制度。从他们的经验看，就是要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让企业不敢以身试法，形成高压态势。”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邓绩认为，要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让产品质量问题可追溯到具体环节，“比如出了问题，能快速弄清楚是哪个批次、哪个生产过程的责任”。

专家们谈道，打造质量强国必须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协同共治体系。比如应该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现在行业协会不少，但有些是当一天和尚一天钟都不敲，每年开个年会就什么都不管了，这种占山为王的协会不能再要。”刘俊海认为，与此同时，该赋予行业协会的权限和职责也应该赋予，让他们既能和政府协商，又能对企业进行监管和服务，这样才能形成无缝衔接、良性互动的协同共治体系。

邓绩认为，目前来看，我国的质量信用评价还要加强，“现在我们也有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轻则纳入经营异常名录，重则纳入‘黑名单’，让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此外，还应该支持和鼓励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探索开展基于行业自律的质量保障能力评价。”

对于下一步改革动作，记者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会议上获悉，对于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38类产品，将进行深入的质量风险评估，再取消、下放一批产品，压缩生产许可发证的层级，原则上不再设立规格型号；大幅删减企业申报中的“繁文缛节”，扩大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地区范围和产品范围，逐步推行申报材料“一单一书一照一报告”制；选取部分地区开展证后监管改革试点，探索建立证后监管与质量信用监管相结合的新模式等。

“大幅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利于鼓励企业研发新技术、新工艺，市场产品种类将更加丰富，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正在到来。”刘俊海说。

中国制造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跨越

品质=质量+品牌（产经观察 中国制造迎来品质革命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何为品质革命？品质革命应从何处着力？记者进行了采访。

对中国制造提出更高要求

品质革命既要在质量上实现突破，更要在品牌上站稳脚跟

2016年5月，“品质革命”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2018年3月，“品质革命”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何为品质？

“品质可以理解为质量加品牌。”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副会长陆燕荪说。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制造品质革命座谈会上，陆燕荪反复强调，一个产品只有质量好，同时又有一定品牌附加值才称得上品质好。“品质革命首先意味着品牌、质量要‘双提升’。”陆燕荪说，品质革命对中国制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在质量上有所突破，更要在品牌上站稳脚跟。

品质革命，根在质量。新时代的质量提升，“应做到全方位、重细节、无死角。”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杜娟强调，“中国的一些装备产品，技术性能与德国、日本的先进型号别无二致，却因为油漆、焊缝等外观工艺的‘疏忽’，在海外市场被人诟病。中铁装备的盾构机产品就是因为做到了‘内外兼修’而享誉海外。”

品质革命，长于品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山东如意集团董事长邱亚夫一句“为什么我国消费者宁可花2万元买‘加拿大鹅’，也不愿意花2000元买国产羽绒服”引起热议。邱亚夫自问自答，“这就是品牌的差距”，呼吁中国服装撕掉廉价标签，加强品牌建设。

“品质革命还意味着不断提高效益和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开启新的市场领域，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等。”陆燕荪说。

目前，中国制造的品质在满足新消费需求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周其仁认为，过去消费者的要求是看重“有没有”，如今则看重“好不好”，“现在的市场对品质出价了，现有产品的品质却满足不了内需，从代购、海淘的流行、进口消费品猛增就可以看出其间的鸿沟有多么大！”

3年前国人到日本抢购智能马桶盖一事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而经过质量提升行动，2017年6月，智能马桶盖全行业产量上升29%，国内销量上升43%，出口量上升4%，背马桶盖的现象逐步减少。“我们现在生产的很多产品，只要品质改善一点，提升一点，就会有巨大的市场。”周其仁说。

技术爆发提供新契机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开辟提升品质的新路径

品质革命如何进行？

在中国质量协会会长贾福兴看来，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爆发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推行品质革命正当其时。

新技术提供了质量提升的新契机。

“如果说工匠精神可以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让产品无限趋近质量的极致，那么科技创新则可让产品质量实现大跨度进步，甚至突破性飞跃。”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总经理吴文新说。

以美的的空调生产线为例，进行智能化改造后，其单条生产线的一次组装合格率从人工组装的极限97%上升到了99.9%。“改造后，信息化品质控制点从原有的6个增加到了108个，把控能力更强，再加上设备的稳定性比人工更高，合格率提升也就成为必然。” 吴文新说。

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也尝到了智能制造的甜头。通过智能物流传输及仓储系统、制造执行系统、智能制造管控平台等系统建设，红太阳公司实现了车间的数字化管控，产品不良品率降低30%。

新技术提供了品牌弯道超车新契机。

依托工业大数据平台将地面的服务人员位置、车辆开工信息、配件库存信息进行集中管理，三一重工建立了一套“天地人合一，一二三线协同”的服务体系，实现了“2小时到底”（即当工程机械发生故障时，服务人员根据车辆历史开工情况判断故障，利用GPS卫星回传的车辆位置，选择最近的服务车带着故障所需配件2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解决问题，遥遥领先国外厂商，帮助三一品牌打开国际市场、立足世界。

新技术提供了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新契机。

以往，通过市场调研或者分析销售数据来获取市场需求，往往如大海捞针。而在海尔的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平台（又称COSMOPlat）上，3.1亿终端用户、80万微店主、3.3万家专卖店和众多专业社群的“槽点”“痛点”被实时获取，经大数据分析，直接转化成2000条设计创意，形成200个新产品投放市场。游戏笔记本雷神，根据网络游戏玩家的3万条抱怨研发而成，2014年首批问世的3000台21分钟售罄，2016年营业收入突破10.4亿元，2017年登陆新三板。

基于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平台，目前海尔定制全周期只有30天，是业内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入库率高达69%。“我们已经不是家电制造商，而是基于物联网的服务提供方，致力于和用户一起定制更加智慧、便捷、舒适的生活。” 海尔COSMOPlat大规模定制总经理王晓虎说。

对标国际是方向

从“保底线”到“拉高线”，标准引领品质革命

国际市场是检验品质革命成果的“试金石”。中国产品走向国际，首先就要对标国际先进标准。

“品质革命的主角是企业，作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帮助企业做好对标工作、找准差距是一种正向引导。”贾福兴说。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国际标准的转化率（即国际标准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国内标准采纳的比例）整体已达85.47%。与国际标准相比，我国部分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处于跟跑状态；较大部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水平基本一致，处于并跑状态；还有部分标准领先于国际标准水平，处于领跑状态，如烟花爆竹、丝绸、中医药、家用电器、高铁、民用核电、网络通信、特高压交流输电等领域。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介绍，到2020年，我国重点装备制造业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将达到90%以上，主要消费品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5%以上。

今年，国家标准委将继续开展与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工作，“我们力争通过3年时间，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一类产品一类产品地开展企业实施标准与先进标准的比对分析，找到差距，开展达标行动。”田世宏说。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标准常常是妥协的产物，更多起到‘保底线’的作用，龙头企业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才能真正‘拉高线’。”陆燕荪说，我国的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刚刚展开，行业协会责任重大，希望我国的团体标准也能多点开花，拥有真正的市场影响力。

除了标准引导，品质革命还需要投入真金白银，政府的保驾护航必不可少。“由于办证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许多企业不得不降低必要的成本投入，产品质量也随之降低。”陆燕荪说，这些无形的束缚将影响企业进行品质革命的热情以及最终的效果。他表示，政府部门应做好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有效供给，特别是要完善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加强市场监管，严打假冒伪劣，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为企业进行品质革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