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屡见不鲜。大到科研项目，小到一篇论文，剽窃和打假之类的词一时间飞满了网络。

    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各科研领域就在为学术不端行为的政策定义而争论的不可开交。1988年，美国政府在《联邦登记手册》（Federal Register）中把学术不端行为正式定义为：“伪造、篡改、剽窃或其它在申请课题、实施研究、报告结果中违背了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1989年，公共卫生署（PHS）给出的定义：“计划、完成或报告科研项目时伪造、篡改、剽窃或其他严重背离科学及常规的做法。它不包括诚实的错误或者在资料解释或判断上的诚实的分歧。”1993年，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其定义为：“伪造、篡改、剽窃和其他严重背离公认准则的行为。”复杂纷乱的定义和引发的多方争议也表明了，学术不端的话题尽管已经被关注，但却很难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去制止。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学术不端行为是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包括捏造数据、窜改数据、剽窃、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和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学术不端在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以至于不少社会学家认为，学术不端行为是人类社会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并不可能将其根本消除或抑制其发展。

    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学术不端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问题，但我国所存在类似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造假逐渐在我国引起重视。1999年，方舟子设立新语丝网站，通过发表自己的文章以及刊登网友文章，揭发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学术腐败现象，批判新闻界的不真实报道，批判基督教、伪科学、伪气功、伪环保，批评中医等。方舟子“十年如一日”的批判精神也获得了不小的成效，许多拥有巨大光环，甚至众人景仰的科研人员也拜他所赐而名誉扫地。

    中国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为何愈演愈烈？笔者则认为归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人口众多，出类拔萃太难。人口多竞争压力大是我们一直在担心并在不断解决的问题，但很多年过去了，解决未果却又衍生出更多更恶劣的新问题。学术上的造假就是其中之一。出人头地的方法有很多，为了走所谓的捷径就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想法。其二，没有专门的部门去严格执法。不被揭发也就相安无事了，多少人抱着这样的心态依然在“造学术”。单靠像方舟子一样的人去打假必然是不够的。2008年12月9日，教育部透露其学风建设委员会已经完成《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的意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手册》和《学术博客自律倡议书（征求意见稿）》等文件和规范的制定工作，并将随后下发。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几项规范的实施情况我们却不得而知。其三，管理层对其并不重视。中国学术界的抄袭与剽窃似乎是习以为常的事了，造假行为的批判之后，无非是免职，奖项作废等，其他人的侥幸心理并没有改变。原因在于管理层并不会在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之前就采取行动，多以放任自流的态度变相鼓励着学术界不正之风的横行。

    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心中生根发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孩子们从小就在学习的道理。如今的我们仿佛是站在时间轴上，当我们一步步迈向“平天下”时，我们也随之离“修身”越来越远。应对学术不端，就更应该从自身做起，学会“修身”。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时，内忧外患的夹击使人们对务虚一词产生了抵触，真才实干才是那时候所需要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更多的人选择了务实，金钱的诱惑远远高于了各种荣誉和自身的能力。世界观的改变也使社会上对个人价值的评定标准起了很大的变化。面对学术造假后的升官加奖，我们也需要放弃一些务实的念头，端正自己的各种行为，在学术领域体现自己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