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马俊，

萨斯基娅·萨森

　　由于全球化，国家的某些部分，包括行政部门、央行、财政部等的权力，实际上是扩大而不是削弱了。而通常认为全球化会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削弱。我证明了，那些最有权力的经济部门，例如全球金融业，实际上多么依赖国家，不过这种依赖仅限于国家的某些部分，并且仅限于对它们有利的某些方面（放松管制、私有化等）

　　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方式。然而全球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它是线性发展的还是充满曲折和复杂性的？当中国人更加自信、更加有力地与世界对话、交往时，我们更需要理解全球化的种种面相。《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上海论坛”期间，专访了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询问她对全球化的理解与剖析。

　　穿越“流俗真理”之路

　　《第一财经日报》：许多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而你在解释全球化。这就是你的学术著作给我的第一印象。你并没有简单地宣布“世界是平的”，而是全面地来看待全球化，把它理解为一种系统性转变，并试图以理论对这个转变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进行解释。请你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你对全球化的理解是怎样的。

　　萨森：通过我对全球化的研究和著作，我试图理解有关全球化的种种流行说法所错失掉的东西。那些流行说法甚至常常遮蔽掉全球化的许多构成条件和现实因素。当我们聚焦于种种具体课题——诸如移民、全球城市（包括城市和恐怖主义）、互联网新技术和由跨国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国家内部的种种改变之时，我们眼前已经是纷繁复杂了。此外还常常出现一些出人意外、违反直觉的情形。所以这条研究路径是一条穿越种种“流俗真理”之路。

　　我试图通过我的每一项研究，消除每一种“流俗真理”。我的第一本书《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里，我揭示了外国在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实际上会增加移民活动的概率，因为它在资本输出国和那些穷国之间架设了桥梁。一个关键在于外国投资的类型。外国投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样就导致民工向工厂、大型农场流动的大规模国内移民运动，从而破坏传统经济生活的脆弱平衡——传统经济生活像有黏性的网络一样，将每一位参与者束缚在当地。而新的工厂和农场扰乱了那种平衡：它们仅仅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已。这些流动人口慢慢感觉到，那些投资的富国对他们来说变得很熟悉，而且自己正是在为那些富国生产产品，于是萌生了移民到那些国家的念头。我对全球投资的后续效应的这种理解，同流俗的观点恰恰相反，后者认为投资会抑制移民冲动。我的发现颇引发了一阵不安。

　　我的第二本书《全球城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2002第二版）证明，全球经济绝对不是没有空间限制的，它依赖于成长起来的一批城市所构成的网络，以集中一切必要资源，为其日益复杂的业务运营——试想一家跨国公司在30个甚至50个有着不同法律、不同会计规范、不同商业文化和企业组织的国家开展业务——提供管理和服务。我特别揭示了，像金融业这种全球化和电子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尤其依赖于这种全球城市。这又打破了流俗观点，即其认为全球经济超越地理限制，其中最先进的行业甚至能完全不需要有一个地点。

　　我的第三个大研究项目，目前已经发表为《地域、权威、权利：从中世纪聚落到全球聚落》一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修订版2008年8月面世），我以此揭示了，由于全球化，国家的某些部分，包括行政部门、央行、财政部等的权力，实际上是扩大而不是削弱了。而通常认为全球化会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削弱。我证明了，那些最有权力的经济部门，例如全球金融业，实际上多么依赖国家，不过这种依赖仅限于国家的某些部分，并且仅限于对它们有利的某些方面（放松管制、私有化等）。

　　“去民族化”的转变在发生

　　《第一财经日报》：在解释全球化的时候，你发现了一种现象，并把它命名为“去民族化”。在《地域、权威、权利：从中世纪聚落到全球聚落》一书中，你把“去民族化”置于中心位置，而不是将通常被看做全球化标志的各种全球机构和组织置于中心位置。为何“去民族化”如此重要？

　　萨森：简短地讲，我之所以那么重视“去民族化”，是由于我们所正在经历的转变具有极大广度，单凭全球化的语言系统不足以把握。我们的确是在目睹全球市场和全球体制的形成，对此我也做过许多研究，我认为它们也很重要。但是还有一组完全不同的转变，也同样重要。那一类转变是在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机器的内部发生的。其中有一部分后来会演变成全球性的体制，但是还有许多不会。而全球化的研究者必须对它们也有所把握。我的论点是，这一类转变的核心是一种过程，它使历史上构造起来的民族性的东西失去其民族性。我使用“去民族化”这个术语，就是为了强调，它们是源自民族国家内部，而且是一种去除民族性的过程。例如某些政府通过法律，赋予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相同的权利；又例如某些政府在执行货币、财政政策之时会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考虑在内，而那些外国投资者不希望政府在社会福利上开支过大。在这些国家内部，用来描述上述事件的语言，完全还是一套民族国家的语言，因此这些事件是“去民族化”的政策这一本质使然，往往不易被看清。这也意味着，即便在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即便一切都显得很民族化，甚至还出现了新民族主义，许多深刻的转变仍旧在发生。

　　全球时代的临界点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探讨系统性变化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临界点的概念，你把全球时代来到的临界点定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且特别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并不是全球时代来临的临界点。这是为什么？

　　萨森：使用“临界点”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要进入一个新时代或新阶段，并不需要所有的一切都发生改变——具有一定广度的改变以某种方式关联起来，就足以启动一个新时代。全球时代的临界点包含一系列经济条件。以美国为例，老式的美国跨国大银行遭遇危机；由于银行监管严格，金融资本大量流向离岸银行；由于工会力量增强，制造业岗位向海外流失等。这就为当时规模较小但监管较松的金融服务业填补空白创造了条件。这一过程标志了金融逻辑取代经济逻辑的深刻转变。中国应该仍然处于经济逻辑——以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等真实发展为主导的阶段。即便中国的资金收购了大量美国国债并在金融市场上弄潮，中国的经济仍然不是由金融逻辑主导的。例如中国的抵押贷款占GDP比重仅为10%，而美国的这个比重达到了70%，而抵押贷款仅仅是金融工具当中的一种而已。金融衍生品的总值已超过300万亿美元，主要是美国在操作（这300万亿美元的金融指标和汽车产量甚至抵押贷款数额等指标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包含了同一批金融工具的重复交易）。一旦金融逻辑成为主导性的逻辑，我们就会进入一个高风险的地带。

　　至于为什么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当前全球时代的开端：该体系的目的是保护各国的民族经济不受国际经济过度波动的伤害。当前的全球化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上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这一新时代的目标是开放民族经济，以便将全球体系嵌入民族国家内部。那一目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标截然不同。正由于全球体系向民族国家内部的渗透和嵌入过程，出现了“去民族化”。我是在提出“全球城市”这个概念的时候，开始看到这一深刻转变的——“全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这样一种“去民族化”的空间。

　　“全球城市”第二阶段扩张基本结束

　　《第一财经日报》：你最先提出的“全球城市”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地理学和全球化研究领域如今已经成为经典概念。它的含义是什么？

　　萨森：一个“全球城市”包含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从全球经济的视角来看，它拥有一切必需的能力、资源和监管框架，能够为企业和市场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

　　从政治角度来看，“全球城市”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例如市中心地产开发的土地征用与原有居民的冲突。这种相当激烈的冲突，其内容往往是当地性的，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因为它在世界上的各个“全球城市”一再出现。

　　我在研究任何一个“全球城市”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总是确定该城市所处的全球圈（global circuit）。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并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由纵横交错的若干全球圈组成的，每一个全球圈都联结起若干国家和城市。例如上海、北京与香港各自属于不同的全球圈。先要知道一个“全球城市”属于哪个全球圈，以及这个全球圈还包括哪些城市，才可以具体地研究该城市在全球化中的地位。

　　时至今日，全世界大约已经有50个左右的“全球城市”，它们的重要性各不相同，而且其中有些只具有一部分“全球城市”的功能。根据最新的统计与研究，伦敦是今日排名第一的“全球城市”，超过了纽约。接下来依次是东京、香港、芝加哥、巴黎、法兰克福。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全球城市”的数量迅速增长。先是圣保罗、墨西哥城、首尔、悉尼、多伦多、马德里崛起为“全球城市”（尽管同第一梯队还有差距）。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布依诺斯艾利斯、曼谷、迈阿密和其他一些城市也崛起成为“全球城市”。这些城市一起构成全球平台，承担着高层次的、极其复杂的战略性功能。这是“全球城市”扩张的第二阶段。

　　我认为目前这一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世界的互联程度已经相当之高。少数的例外包括伊拉克、伊朗等国家，那里还常常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如果“全球城市”的扩张还有第三阶段的话，那个阶段相比第二阶段来说也会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很可能是现有的“全球城市”网络向第二流的城市扩张，但这一进程的战略意义就小得多了。

　　亚洲的成功

　　《第一财经日报》：全球化如果名副其实，那它就应当不仅仅是美国、欧洲和西方国家的全球化。从历史上讲，非西方国家曾经被迫接受殖民主义秩序。那么今天这些国家仍是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呢，还是在主动参与并塑造这一进程？

　　萨森：有一点我一直非常重视，每个国家或多或少有其特殊性，因此在应对全球化的时候也就会有自己独特的表现。的确，非西方国家有很多曾经屈服于殖民主义，但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今天的表现差异很大。许多亚洲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兴起之前，曾经有过高度发达和成功的经济，因此它们今天就能够从那一段历史当中汲取许多知识资本。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者也掌握了同西方国家的交往之道，甚至同美国打起交道来比拉美国家都还要得心应手。这些素质在解释亚洲国家的成功表现时非常关键。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论坛”2008主旨演讲嘉宾）摄影/朱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