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图)

来源：新浪财经

　　2008年5月25-27日，由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此次大会。图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来源：新浪财经 白鹏辉摄)

　　2008年5月25-27日，由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此次大会。图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做主旨演讲。

　　吴敬琏：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转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挑战”。我想尽量在20分钟里面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做一个框架性的介绍。

　　中国经济在30年的改革开放里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已经步入人均2000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面，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的挑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这种增长方式曾经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常的高速度增长。但是一些问题在近年来逐步的显现。从要素投入驱动这个角度去看，出现了这么一些挑战，而且变的越来越严重。第一个、就是因为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第二个、是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的投入，引制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第三个、这个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在早期阶段大量的廉价、低成本的劳动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这里我稍微讲一讲，这个问题现在在国内是有争论的，虽然谈这个问题在Gustav Ranis面前有点班门弄斧的意思，但是这个问题牵涉的很大，所以我还是稍微说一点。

　　就在三年以前中国社会院人口研究所的所长蔡昉教授，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刘易斯说的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紧缺。他们后来发表在2006年的人口所的绿皮书上，他调查的情况。他是由许多经验数据支持的，这个经验数据主要是两个数据，一个是他们做了大面积的调查，发现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可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转移出去了，这是一种数据。另外一种数据，农民工的工资开始上升，从2003年开始持续的上升。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美国一些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学者认为蔡昉教授做的论坛是不准确的，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中国现在农村至少还有1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没有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我曾经也请他们两方做过讨论，做过对话。我的判断是这样，就是他们两方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蔡昉教授说的是可能够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出去了。他并不否认现在农村还有大量的应该转移，但是没有转移出去。另外一边说的，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还有大量没有转移出去。这里的关键点，有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体力的原因，因为有家务负担的原因，因为文化和技术水平太低的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转移出来。所以对于城市非农产业来说，劳动力的供应确实出现了一个转变，就是过去的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而这个对于继续用过去的增长模式来支撑我们进一步的增长，就发生问题了。这是从要素投入。

　　从出口需求来驱动、来支撑我们的高速增长，这个角度看，问题发生的比较晚一点，大致上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也出现了东亚这些采用导向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大致在20年前出现过的很类似的问题。这就是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从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然后又出现了因为数量扩张所以造成的和我们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外汇存比大量增加。本国货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出现，这么一种状况，就像日本、韩国、台湾一样，继需要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但是它没有得到及时调整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负担就非常重。使得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变窄。因为大量收购外币，所以就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以至引起资产价格和CPI的上涨。就是说引造了泡沫的形成，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所以这种情况就使中国有迫切的需要，把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现在用政府的文件语言叫做“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

   问题发生以后，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做了许多工作来寻求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首先就研究了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及教训。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的途径是以下四个。第一、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第二、基于科学的技术广泛运用。第三、服务业向各个行业渗透和它的独立发展；第四、信息化。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研究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在西方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经济学的研究。比如说梭罗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变成中国政策方面的实践。特别表现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里面。第一、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并没能实现。要实现这个转移就是实现工业化，需要在农村和城市做一系列的工作。在农村来说普及九年甚至更高的义务教育。在城市里面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障农民工的家庭融入城市社会，这非常重要。甚至各地在“十一五”期间正在努力地实施。第二就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技术特点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现代技术的特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所以技术革新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中国在2006年以后的科学大会以后，十分强调技术创新。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有些方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基础人员是世界第一的。研发R&D的投资，在去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当然成果的质量还不是非常高，第二这些技术创新的成果商业化的转化，因为体制的原因做的不是很好。

　　现代服务业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超过了制造业，成为社会的第一位的产业部门，中国因为过去的苏联式的传统，因为着重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所以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很落后的。现在全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是40%左右。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的服务业比重也大大地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服务业向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的渗透。现在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有一个很流行的名称叫做“先进制造业”。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先进制造业”的含义有明确的定义。在我看来所谓先进制造业，就是说现在的制造业的特点是和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也就是说用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先生的说法，就是它的价值链是向上下两端高度延伸的。施政龙先生的微笑曲线实际上都是服务业。这样的制造业才可以称得起是先进制造业。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些，但是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独立的发展。现在独立服务业已经反映在门类庞大的部门。服务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个行业。而在这方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包括中国的大城市，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型来看，最后的一条，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所兴起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中国的信息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就是以为信息产业就是生产硬件。中国信息产业的硬件是占了70%左右的比重。而跟一些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就是我们的软件和服务发展的还不够，这样信息产业的带动作用就表现的不够。而实际上现在中国的信息产业正在面临突破。由于体制的原因这种突破就来的太迟。很多很好的技术不能够得到运用，不能够形成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从出口导向这种政策的调整来看，因为它导致的问题表现出来也比较晚，是在最近几年才表现出来的，因此应对的措施采取了就更加不及时，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多。其实这个增长模式的转型，首先是投资驱动这种增长模式必须转型，然后又发现了出口导向用出口需求来驱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转型。其实不管先后都提出有好多年了。像要素投入驱动这种增长模式必须转型，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这是在1995年，但是转型的进程表现的很缓慢。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在“十一五”制定过程中和以后的研究表明，主要的问题在于体制上的障碍。所以为了真正的实现转型，这个口号、这个要求在“十一五”以来提的非常响亮，在每一个政府的文件中，在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报告中，我们都能听到。但是要真正实现它，关键在哪里？要点在哪里？因此它的主要问题在于有体制障碍，所以要点、关键点就在于推进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在讲话里面不可能详细地分析，推进改革开放我们还有哪些任务需要完成。大体说来，市场经济制度很多重要的架构，这个大系统的很多重要的子系统，现在实际上没有建立。譬如说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改革还遗留了很多问题没有完成。金融体系遗留的问题可能更多。还有政府，政府的工作怎么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实现转变，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还有个基础性的问题，就是法制建设。法制建设的问题不只是要消除原有体制留下来的某些不利于发展的遗产，而且有一个适应市场的发展，而进一步建立一个好的法制体系的问题。比如说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有很多事情、很迫切的事情有待完成。

　　另外就是政策，跟体制一样，它的调整方向就是市场化。譬如说现在有一些很重要的政策急需要进行调整。价格政策，在商品价格上，我们的价格定位比较市场化，但是在要素价格上还是行政定价占主要定位的，而政府对于要素的价格政策，扭曲的各种要素的价格，造成了增长模式难以转变，降低了效率，使得增长模式受到了阻碍。还有一个政策就是汇率政策，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模式导致了一些严重问题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汇率的市场化，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而在这方面虽然从2005年的7月以后，扩大了外汇、汇率的浮动的幅度，但是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积累到现在，就使得政策的出台面临一些两难的选择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经济学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共同研究，寻找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我相信我们这次会议一定会对中国解决这些有关的问题提出很好的想法、措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