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新机制催生新活力①

    京科968”为啥这么火（关注?新机制催生新活力①）

    大旱之年仍获丰收的“京科968”玉米。

    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提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科技创新，也离不开机制创新。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中，尤其需要通过大胆改革，探索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从而顺利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新成果迅速见效。近年来，许多部门和地方进行了有益探索，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案例，将在“新机制催生新活力”栏目中陆续刊发，欢迎广大读者朋友关注和探讨。

    ——编 者

    秋收前夕，“玉米团长”赵久然又一次来到内蒙古通辽市，实地考察他们选育的新品种“京科968”的收获情况。

    尽管今年通辽大旱，但“京科968”依然表现不俗：平均亩产在1000公斤以上，远超其它品种。

    让赵久然倍感高兴的，还有“京科968”的推广速度：从2012年至今，“京科968”在全国的推广面积迅速增加到1000万亩；光是通辽市，3年间种植面积就从几十万亩上升到400多万亩。

    要知道，玉米是目前全球种业公司争夺的焦点品种，在市场开放、国内外玉米种子竞争激烈的形势下，“京科968”的推广速度堪称一枝独秀。

    “京科968”为啥这么火？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品种好——

    “玉米团长”选育的新科状元，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易制种

    赵久然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玉米团长”是他给自己微博取的名字。

    20多年来，赵久然带领团队成功选育出60多个玉米新品种，“京科968”是其中的“新科状元”。

    据赵久然介绍，“京科968”具备“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易制种”等五大特点。在东北和华北区的生产试验结果显示，它的增产幅度达到10%，而且能有效抵抗多种玉米病虫害。同时，“京科968”玉米淀粉含量超过75%，达到一级高淀粉玉米标准；蛋白含量10.54%，达到一级饲料玉米标准；容重767克/升，超过国家一级标准。

    此外，“京科968”的种子质量也“超高”。

    据赵久然介绍，为了实现“出高端精品种子、满足精量单粒播种”的要求，他们按照高标准、严要求生产“京科968”种子，发芽率控制在95%以上，而纯度和净度则在99%以上，不仅超过国家一级标准，甚至超过了一些国际种业巨头的标准。

    “京科968”的种植也不用太费劲。赵久然告诉记者，秘诀就是两条，一是适当早播，二是合理密植，单粒精量播种，以每亩播种4000到4200粒为佳。

    机制新——

    成立“1+5”玉米新品种联合体，玉米中心牵头提供技术，5家企业“借船出海”

    多年的经验告诉赵久然，光有好品种还不行，如何快速推广、把种子种到农民地里才是关键。与国外的种业巨头相比，目前我国的玉米科研育种水平并不低，差就差在后期的制种、推广、营销上。先玉335进入我国以后，依靠先进的企业化营销手段，种植面积10年间增加了80多倍， 到2011年约为5000万亩，占全国玉米总面积的1/10左右。

    “如果单靠北京农科院自己的种业公司推广，能力远远不够。”赵久然说。

    经过研究考察，北京农科院领导和赵久然最终决定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由玉米中心技术牵头，与5家国内著名种子企业合作，成立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玉米新品种研发联合体，共同推广“京科968”。

    2012年2月，“1+5”玉米联合体正式挂牌成立。其中的“1”，就是牵头单位玉米中心；另外的“5”，除了中种集团、山西屯玉，还包括北京德农、山东登海和河南现代种业等3家种子公司。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授权这5家企业使用、开发和推广经营“京科968”，后者一次性付给前者2000万元品种使用费。

    赵久然清楚，玉米中心虽然在选育新品种上实力很强，但制种和销售是短板。“如果由我们自己去组织量大面广的种子生产和商业化销售，无异于舍本逐末。”

    企业的优势在组织生产、开展营销，劣势是研发能力不足，“借船出海”是最有效、最现实的途径。因此，对双方而言，“1+5”的合作模式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的共赢之选。

    “5家企业联合推广，一可互补渠道不足，形成渠道优势；二可凝聚传播合力，形成宣传优势；三可拓展生产基地，形成制种优势。大家的目标是共同把这个品种推得面积更大，让更多的农民增产增收，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北京屯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侯云鹏说。

    推广快——

    农民尝到了甜头：今年虽然大旱，但玉米棒子一点秃尖也没有，仍然高产

    两年来，玉米中心给5家企业提供高质量原种，为种子产业化开发和大面积推广提供技术支撑和后续服务，5家企业则放手组织生产，开展营销。

    “我不是开观摩会，就是在去观摩会的路上。”侯云鹏笑着告诉记者，农民们最信的是“眼见为实”，所以在田间地头开观摩会、让农民亲眼看、亲手摸，是新品种推广的有效途径。“最近我们屯玉在通辽开了5场千人观摩会，每次到场的都在2000人以上，农民趴在汽车盖上就争先恐后地填订单了。”

    种子企业忙得不亦乐乎，赵久然他们也没有当甩手掌柜。利用原种在大田制种，也是一个关键环节。玉米研究中心针对“京科968”的制种技术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并对企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培训。

    为了能够保证制种亲本的高纯度、防止种子退化，更好地发挥品种特性，玉米中心还在制种过程中采用了雄性不育化制种等新技术。

    “雄性不育化制种技术不仅能更好地保障种子的纯度质量，而且可以大大节省人工去雄的成本。”赵久然说，在甘肃张掖，这两年一个人工每天至少要付100元。玉米制种需要多次去雄，每亩地至少2个人工，换言之，采用雄性不育化制种技术后，能够使每亩制种成本下降200元。

    每年的玉米开花授粉季节，赵久然和同事们都会赶到张掖等玉米制种基地，手把手地给企业员工传授雄性不育化制种技术。

    “我们和企业合作，首先考虑的还真不是赚多少钱，而是想着怎么才能让新品种种到农民地里，为他们增产增收。”赵久然说，“企业制种的成本下来了，自然干劲会更大。”

    在玉米中心和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京科968”很快“打开了局面”。通辽开鲁县开鲁镇明仁村的种粮大户王锐利2000年开始承包200亩耕地种玉米，一直种的是另外一个品种。2013年，他先小面积试种了10亩“京科968”，结果亩产2000多斤。今年春天，他毫不犹豫地全部换成了“京科968”。“今年虽然大旱，但棒子一点秃尖也没有，我估计每亩打个2000斤没问题。”

    “不仅是产量表现好，在综合抗性上也非常突出。”通辽市老科协理事、高级农艺师李福林说，在今年这样的大旱年份，降水量只有100多毫米，周围好多其他品种都旱死秧了，“京科968”仍然达到高产指标。

    通辽市玉米种植面积达到1800万亩，占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3%。“之前这里的品种以‘郑单958’为主，最近3年‘京科968’种植面积增加很快，今年是400多万亩，估计明年要翻番。”通辽市副市长贺海东说。

    “1+5”玉米新品种联合体也得到农业部的充分肯定。“育繁推一体化是我国种业的发展方向，玉米新品种联合体就是一种很好的实现形式，研究所和企业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而且是‘1+5’>6。”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吴晓玲认为，今后玉米中心和5家企业可以在深度合作上下功夫，做强做大。

    关注 新机制催生新活力②

    “一个孩子大家养”（关注?新机制催生新活力②）

    采用神经调控原理、插入大脑深部治疗帕金森的脑起搏器，不仅本身研发难度极大，而且要经过前沿技术探索、关键技术攻关、原理样机研制、产品改进、动物试验、型式检验、临床研究、申请注册等诸多环节，还得破除医生不愿试、病人不敢用的“信任危机”，其研发、临床、产业化的过程可谓难上加难。

    清华大学与北京品驰公司、北京天坛医院联合研制的清华脑起搏器，不仅打破了美国公司垄断、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而且凭借质优价廉赢得了医生和患者的信任，一年多时间就推广应用到全国40余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手术1000多例次。

    清华脑起搏器是如何搏起的？它的研发、推广历程，对我国自主研制医疗设备有何借鉴？请看本报记者的采访报道。

    清华团队——

    如果我们研发的东西是给自己父母用的，我们能不能放心？

    2009年11月，“临战”前的紧张和激动交织在一起，令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李路明教授的整个实验室亢奋不已。

    从2003年开始，李路明带领的研发团队已与脑起搏器“耳鬓厮磨”了7个春秋。尽管前期的动物试验很成功，但他还是放心不下，随着临床试验的临近，常常睡到凌晨3点就醒了，一个人来回在脑子里“放电影”。光自己“放电影”他还觉得不托底，到实验室后再和团队成员重新梳理每一个细节，核查任何可能存在的“盲点”。说起这段时光，他感慨万分：“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2009年11月26日，一个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经过多年的努力，第一例脑起搏器手术在北京天坛医院顺利完成，我国自己研制的脑起搏器第一次植入了患者的体内。

    “脑起搏器系统可以说是最麻烦的医疗器械，也是最尖端的医疗器械，研发的难度一点不亚于载人航天产品。”当时李路明还在牵头航天医学工程的研发工作，所研制的神经肌肉刺激仪等4个仪器成功应用于“天宫一号”和神九、神十等载人航天任务。“航天产品与医疗设备一样，都是高技术的结晶，对可靠性要求极高，两者在技术上也有共通之处。”

    “你们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的？”

    “凭我们的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吧。”他说，“我常常跟团队的人讲：‘如果我们研发的东西是给自己的父母用的，我们能不能放心？’因此，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不管是制造还是检验，我们都要精益求精，力争做到极致。”

    为增强大家的责任心，李路明要求团队成员都要到医院去，与病人“零距离”接触，体察帕金森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自己接触病人与在录像里看、听别人说，差别还是挺大的。”

    插入大脑的电极是脑起搏器的三大部件之一，李路明带领学生花了一年半时间搞出雏形后，他的博士姜长青又在2007年接手，进行工艺改进。“电极直径只有1.2毫米，在这么细微的空间内将像头发丝那么细的导线和圆环连接在一起，进行表面处理、密封，肉眼看不见，手又够不着，刚开始真是无从下手。”姜长青告诉记者，“但想想那些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再大的困难也不算什么了。”

    他沉下心来、冥思苦想，在显微镜下一“鼓捣”就是两年多，改进后的电极“外秀中慧”，安全性和可靠性显著提高。

    2009年第一次临床试验成功后，李路明带领团队再接再厉：考虑到电池耗尽后患者更换起搏器的痛苦和经济负担，经大量的研究、验证、动物试验，他们又研发出可充电的新一代脑起搏器，把使用寿命从原来的3—5年提高到10年以上。

    天坛医院——

    我们愿意冒风险做试验、上临床，一起把这个“孩子”养大

    为了通过机制创新加快高端医疗装备的研发、临床、产业化进程，国家发改委成立了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由法人建设单位清华大学、临床单位北京天坛医院和产业化单位北京品驰共同组成。

    采访中，李路明特别提到临床专家的支持，尤其是北京天坛医院。1998年，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忠诚院士就引进美国的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患者。“2000年，王院长在和我们座谈时指出，脑起搏器的应用前景很广。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干这个事？”

    “王院长不仅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还在此后一直支持我们。” 李路明感激地说。

    “作为医生，我们当然希望用质优价廉的国产设备，所以愿意冒风险做试验、上临床，一起把这个‘孩子’养大，早日为病人解除痛苦、减轻负担。” 王忠诚院长的学生、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张建国告诉记者，自2006年开始，他就和李路明他们在医院开展动物试验，从兔子、猪一直做到猴子。“其间我们提了不少改进意见，他们很虚心，说了马上改，而且改得非常及时、到位，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

    2009年11月脑起搏器第一次上临床试验，王忠诚院长亲自指挥，张建国主刀。志愿者赵先生是来自河北的一位农民患者，之前右脑做过毁损手术，过了几年左脑又出了问题，腿僵直得走不成路。“装上脑起搏器后，他能跑步、踢球了，到现在情况都不错。”张建国说。

    据张建国介绍，脑起搏器临床试验总共做了三次，第一次做的是单通道的，用了1年多时间才完成；第二次不到半年、第三次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一方面是我们越做越有经验，同时也因为脑起搏器的质量越来越好。”

    清华脑起搏器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广州珠江医院等三甲医院做了临床试验。“做临床的都是权威医院的权威医生，只有这样，试验的结果才有权威性，我们也才能听到宝贵的意见。”李路明说。

    北京品驰——

    医疗设备研制不能走捷径，公司从2008年成立至今都在“一根筋”地专注于脑起搏器

    清华脑起搏器的生产基地，是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2008年由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和投资人共同成立，李路明团队的郝红伟教授出任负责人。

    “跟我一起在基地工作的，还有研发团队的5位成员，主要负责技术开发、工艺改进、软件设计等。”郝红伟告诉记者，北京品驰和清华团队各有分工，后者负责起搏器的前期研发，样机出来以后就由公司接手，进行批量生产、临床试验、申请注册、市场推广等产业化工作。

    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临床应用的产品，其间要优化生产工艺、改进生产材料、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最终要确保每一件产品完美无缺。“从公司成立到2013年拿到第一张获准销售的注册证书，5年间我们都在改进工艺、完善产品。”郝红伟说，“有许多人给我们出主意：你们完全可以一边生产脑起搏器，一边代理国外的产品赚点钱。但我们就是‘一根筋’，心无旁骛地死磕脑起搏器，直到拿出质优价廉、符合苛刻标准的东西。”

    “医疗设备研制没有捷径可走。”郝红伟说，“5年来脑起搏器的每一个生产细节、每一种原料、每一个零件，我们都琢磨得很透了。这样拿出来的东西，医院才愿意用，患者才放心装。”

    慢工出细活，厚积能薄发。“就拿可充电的脑起搏器来说，自今年8月底上市以来，短短一个月就开展了10多例植入手术。”郝伟红说，“如果我们当初走捷径，后面肯定会摔跟头。”

    政府部门——

    研发团队很执着，政府支持也要执着，扶上马再送一程

    “脑起搏器研发是一场马拉松，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和清华大学的长期支持，我们很难走到今天。”李路明说。

    2005年首台样机研制成功后，清华大学把李路明团队选为7个校级团队之一，支持他们继续研发。不同以往对教师的单个考核，校级团队采取的是整体考核，“团队考核有利于发挥团队的协同作战优势，如果还按老办法考核，每个人既要发文章又要搞教学，我们就只能改做其他项目了。”郝红伟说。

    2006年到2012年，科技部在“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专门立了3个课题，支持脑起搏器技术研究和系列化产品研发。

    2011年，在资金短缺的关键时刻，北京市科委把1000万元科研经费以政府股权投资的方式注入，为北京品驰雪中送炭；同年5月，北京市科委和清华大学共同启动国产脑起搏器临床应用，帮助他们与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联合推动临床应用；2013年6月，北京市科委又穿针引线，帮助可充电脑起搏器进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加快了注册进程……

    “研发团队很执着，政府支持也要执着。”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说，“从2009年至今，我自己就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品驰跑了六七趟。对于这样的好团队、好项目，政府就要鼎力支持，扶上马还要再送一程。”

    据介绍，我国目前有250万名帕金森病患者，到2030年将占全球患者总数的一半；近年来全球开展脑起搏器植入手术11万例，而我国仅做了600多例——清华脑起搏器的应用前景可以想见。

    “脑起搏器项目的意义远大于此。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应用，神经调控都是前景广阔的蓝海。”李路明告诉记者，除了治疗帕金森，他们还准备在癫痫、老年痴呆、抑郁、戒毒等方面有所作为。“目前我们做了14例癫痫病人的临床试验，效果不错。要知道，我国有癫痫病患者900多万名，而且以青少年居多。”

    脑起搏器，正式名称为脑深部电刺激器，包括脉冲发生器、延长导线和电极三个部件，电极植入脑内，脉冲发生器植于胸前皮下，延长导线在皮下连接脉冲发生器和电极。脑起搏器产生的高频电刺激脉冲，通过电极触点作用于脑内靶点核团，如丘脑底核，抑制因多巴胺能神经元减少而过度兴奋的神经元的电冲动，减低其过度兴奋的状态，从而减轻帕金森病的震颤、僵直和运动迟缓等症状。2003年，清华大学启动脑起搏器工程化；2013年，单通道脑起搏器取得注册证书；2014年8月，首例可充电脑起搏器植入手术成功实施。

    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科技型小企业如雨后春笋

    西安崛起“小巨人”（关注?新机制催生新活力③）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古城西安“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在科技创新方面似乎乏善可陈。前不久记者在这里实地采访时却发现，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速度快、市场前景好的科技企业“小巨人”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迅速崛起，成为该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打造经济升级版的生力军。

    不久前，西安市又明确提出：到2016年底累计投入资金100亿元，实现科技企业“小巨人”总数超千家、销售收入超千亿元，形成“千企千亿带万家”的发展格局。

    这一底气从何而来？西安市科技部门在培育创新“小巨人”方面有哪些新招数？

    创新政府支持方式

    从政府发布计划指南，到按企业需求定向扶持

    西安方元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精密仪器仪表、设备产品生产的企业。让该公司总经理宋方颇高兴的是，公司最近重点研发的几个项目得到西安科技局的资金支持，让研发更有底气。

    方元明的项目得到支持，得益于西安的科技支持新政策，即不再单纯考察项目，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企业的研发实力、成长前景上，根据企业需求进行支持。而在此之前，西安市科技计划是政府制定科技计划指南，企业“按图索骥”分头申请。如今，流程完全倒过来了：实行企业创新需求统筹扶持的备案制，有需求企业先提供三年发展计划，由政府组织专家评审，根据入围企业具体需求定向扶持。

    “过去，如果企业报项目完全依赖政府的科技计划，指南上面有什么我们申报什么，有些项目不一定‘对我们发展起多大作用’。”宋方说，公司还有三四十个项目需要研发，有了新政策的支持，企业就能在科技创新上大显身手。

    与此同时，政府也一改单一的财政资金支持措施，综合采用无偿资助、后补助、奖励、科技金融等多种扶持方式，针对不同类型企业以及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需求，在投融资、创业辅导、产品孵化、信用环境、成果转化、知识产权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服务。

    此外，政府还引入竞争性分配机制，资金分配从以前的“一对一”单向行政审批变为“一对多”选拔竞争。西安市科技局负责人表示，引入竞争机制，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带来了三个变化：一是科技主管部门只作行政判断，技术、产业和市场价值判断全部交给专家组评价决策；二是以绩效、公平为导向，大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强化了政府部门、项目承担单位各自的管理责任，解决科技项目重立项、轻管理的问题。

    激活资本市场

    从前银行“不敢贷、不愿贷”，现在主动“抛绣球”

    去年7月，西安万德能源成功研发全球首套十六烷值改进剂万吨级工业化装置，道达尔、雅富顿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表达了合作意向，但由于缺乏流动资金，拿着订单不能生产。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西安科技局新的科技金融贷款扶持政策解了万德能源的燃眉之急。“我们以一项专利质押从浦发银行西安分行申请到一年期500万元科技金融贷款，这笔贷款以知识产权质押且无第三方担保，按时还款后还享受了政府贷款贴息。”万德能源董事会秘书杨青说。他们拿到500万元的贴息贷款后，加快扩建生产线，如期完成了订单。

    因为缺乏房产、土地等抵押实物，银行对于高成长、重技术、轻资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顾虑重重，“银行不敢贷，企业贷不起”的融资困境成为制约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

    为破解这一融资难题，从2013年开始，西安市在创新改革财政科技资金投入方式的同时，激发市场金融资本的主体作用，财政专项重在引导银行、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及社会资金向企业投入。

    西安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组建了西安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前者负责科技引导资金投入，后者负责权益管理和企业再融资服务。他们先后出台了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科技信托等补贴、托底政策措施，累计投入资金逾1亿元，建立了科技信贷补偿机制、科技保险补贴机制和创业投资风险补偿机制。

    通过财政科研资金引导，组织银企对接，促进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题。目前，西安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每年支持企业逾千家，贷款余额突破12亿元；其中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额占60.6%；科技企业股权融资近20亿元。同比增幅均在50%以上。“科易贷”等一大批定制金融产品应运而生。

    建立科技大市场

    统筹科技资源，为企业创新提供全方位服务

    西安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射频同轴连接器、电缆组件及微波无源器件生产供应商。但其产品要送到远在广州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进行相关检测，每年光运输费就高达100万元。

    富士达的难题反映出西安科技发展的共同难题：即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却缺乏有助于促进科技资源流动共享机制，创新服务环境有待改善。

    针对这一现象，2011年4月，西安建立了科技大市场，通过开展“技术交易、设备共享、政策服务、交流合作”等一站式服务，促进大批高校院所成果转化、设备共享，吸引大批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支撑服务产业创新发展。

    西安科技大市场方面了解富士达公司需求后，调研得知西安西谷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刚刚获得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电子元器件检测的相关资质，可以提供检测服务。在其协调下，双方达成了电子元器件的检测协议，不仅为富士达节省了运输费，更满足了企业随时检测、持续创新的需求。

    据介绍，目前科技大市场平台有开展服务企业的科技专家16000多人，注册企业7700多家，入网共享大型仪器设备5500多台（套）。科技大市场汇总整理各类关于企业发展政策，帮助企业落实加计税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技术交易等政策，累计为企业减免税额59亿元。

    “西安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我们必须依靠自身科技创新优势拉动经济增长。建设西安科技大市场、实施科技企业小巨人工程、建设新兴产业创新基地是西安实现创新发展和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的‘三部曲’。”科技局负责人表示，西安虽然暂时还没有海尔、格力这样年产值几百亿的巨型企业，但是未来这些掌握高新技术的科技企业“小巨人”，就仿佛一颗颗潜力无限的“金种子”，将为西安的转型发展发挥更大作为。

   摘自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