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科技网

      科技专论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推动创新体系协调发展，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将科技咨询纳入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我国科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的内在要求。

      当前，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国际竞争等各个领域，科技政策涉及的利益范围、诉求主体和社会影响正日益广泛，重大科技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权衡过程也日趋复杂。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大幅增长，重大科技项目不断启动实施，科技决策已超越了科学技术本身，在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充分保障不同群体在国家重大科技决策中的话语权，是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及民主化，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必然要求。

      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科技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家科技重大决策的咨询制度建设，在明确法律地位、健全咨询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明确科技决策咨询的法律地位方面，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对科技决策咨询做出明确规定，强调“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确定科学技术的重大项目、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重大项目，应当充分听取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实行科学决策的原则”。同时，《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等部门规章也分别从国家科技计划的设立、计划项目的全过程管理以及公众参与科技重大决策等方面对强化专家咨询和鼓励公众参与做出了明确规定。

      在建立健全重大科技决策咨询机制方面，科技规划和计划等相关领域开展了具体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3年启动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工作，将决策咨询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加以确立和贯彻，专门成立了高层次专家顾问组，并建立了中科院、工程院、社科院等智库的“三院”咨询机制，为规划编制提供战略咨询意见。国家“十二五”科技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延续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立的战略咨询机制，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作为落实宏观科技战略的重要手段，在项目的可行性论证、立项审查、招标投标、评估、中期检查、项目验收等全过程管理中，均将专家咨询活动作为必要环节和科技管理与决策的参考依据。通过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国家科技计划实现了项目立项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极大提升了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整体效能。

      在鼓励公众参与科技重大决策方面，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开创了先河。2003年科技部网站主页上开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布规划工作进展，开辟网上专题论坛，收集公众建议。在中长期科技规划编制积累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十二五”科技规划编制过程中开辟了“十二五”科技规划建言献策专栏，开展公众问卷调查，通过适当的方式组织开展与公众的互动交流。这充分表明了我国未来科技规划编制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着力提高政府的宏观决策层次，强化政府科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力。

      科技决策咨询已成为发达国家科技决策体系的必要环节

      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纷纷将科技决策咨询作为政府制定科技政策的必要环节。除政府设立专门的决策咨询机构之外，社会各界也被赋予广泛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权利，科研机构、媒体、公众等对国家科技重大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央政府层面，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设立了专门的科技咨询机构，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科技决策咨询机制。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兼任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直接辅助总统进行科技战略决策，就科技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提出建议，并主持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英国政府设有首席科学顾问，为首相提供科学、工程和技术方面的咨询，负责协调英国科学创新政策，主持科技委员会，领导政府科学办公室。加拿大总理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是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负责向总理提供有关国家科学技术的目标与政策及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另外，法国的战略决策委员会、德国的科学委员会和科学联席会、芬兰的研究创新委员会、日本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韩国的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印度的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等都是政府的最高科技咨询机构。这些国家的最高领导授权于以科技专家为主的科技管理与咨询机构，使科技管理越来越走上专业化轨道，国家科技事务的管理和运行更加符合科技发展的规律。

      除政府设立科技咨询部门和机构之外，发达国家很多著名的科技组织和思想库，如英国皇家学会、俄罗斯科学院、美国科学院和兰德公司等，都承担着决策咨询的职能，在国家科技决策体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俄罗斯科学院直接参与制定多项法规，很多有影响的科学院的科学家都在议会或总统下属的各种理事会工作，或在法律咨询机构工作。美国科学院每年都会发布若干有深度的研究报告，它们是美国政策分析和选择的重要基础，对美国政府决策产生较大影响。日本学术会议一直就政府关心的某一科学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提出独立的咨询建议。英国皇家学会自2007年发布系列《国情报告》，分别向英国政府、商业创新和技能部、教育部和研究理事会提出科技和教育改革的建议。除了全球著名的科学组织之外，兰德公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方式，通过政府订单和采购的形式间接影响国家重大决策。几十年来，兰德公司与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兰德公司所提出的许多重大建议主张都被美国政府所采纳或参考。

      积极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科技重大决策成为发达国家建立决策咨询的又一重要特征。为推动科技决策的民主化，韩国建立了由总统任主席，官、产、研各界代表参加的科技振兴扩大会议制度，让民众更广泛地参与国家的科技发展事务。德国在成立创新咨询委员会的同时，还组织广泛开展研究对话活动，涉及当前与社会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积极地为规划全社会的未来献计献策。丹麦政府自1986年成立技术委员会以来，针对各类科学技术议题举办了20多次共识会议，主要目的在于促成社会公众对科技政策议题进行广泛的、理性的辩论。英国政府自1996年疯牛病事件后开始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建立管理部门、科研人员和公众的对话机制，鼓励公众参与争论，并通过争论和科学论证，进一步澄清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将公众的有益的建议纳入到政策制定之中。

      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几点思考

      促进科技决策咨询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科技决策咨询的法律地位及其重要性有较为明确的表述，但由于缺乏出台专门文件的规定，导致科技决策咨询仍然没成为一项既有制度得到固化。从我国科技决策咨询的具体实践来看，虽然我们在科技规划编制过程中设计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程序，很好地发挥了专家和公众的咨询作用，但目前只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没有通过制定法规或政策来建立稳定而长期的制度。为促进科技决策咨询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可考虑将咨询纳入政府部门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规范和完善重大科技决策程序制度、专家论证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及听证制度、重大决策咨询评估制度等相关制度，推动建立科技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中立化的法制基础。

      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序化和制度化。公众参与科技政策不应只是一个象征民主的符号，而应该成为受到制度保障的有效机制。从国外经验来看，政府在促进和引导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方面，政府应发挥促进和引导作用，明确公众参与是决策过程常规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制定相关的规则，建设促进公共参与的制度环境，保障公民真正享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利。同时，要建立更为公开透明的议事制度，广泛接受公众监督，保证科技决策过程的开放性和可调控，更有效地贯彻相互尊重、包容和主动参与等原则，防止科技决策异化为政治谋利的工具。

      强化战略研究的能力建设。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科学活动的研发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迫切需求强化战略研究，为科技重大决策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水平智库在科技决策咨询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批专门从事战略研究的机构，培养了一支重要的战略研究队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缺乏高水平的战略研究成果和强大的政策影响力。要强化战略研究的能力建设，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战略研究机构的总体布局，加大对战略研究机构和团队的稳定支持，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思想库，为国家科技重大决策提供研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