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国在越南的北部城市海防新建了一个经济贸易合作区（下称相关公司股票走势百隆东方7.98+0.182.31%苏州高新4.45-0.04-0.89%“海防工业园”），由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深越公司”）投资建设和经营服务，俞泓是这家公司的营销总监。

工业园的招标正在进行中，俞泓正接洽的有七八家企业。“如果事先没有考察权衡个一两年，咱们先不忙谈。”俞泓的态度很实在，投资不是儿戏。他深知，越南的这一端，是低劳动力成本的美丽诱惑，另一端则是征地难、土地成本高、工人效率较低、产业配套不足的种种现实问题。

事实上，随着对投资者的政策优惠减少，中国制造业转移的“越南热”逐渐“退烧”，多位熟悉越南投资环境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现在，企业做出赴越南投资的决定需要更加慎重。

金融危机后的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众多制造类企业风雨飘摇，尤其是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他们原本就并不高的利润率在这场金融危机的重创后更显孱弱。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被迫做出选择，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相比中国内地，越南、缅甸、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水电、原材料等成本也更便宜，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越南等国开始重视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这些因素促使了一场赴东南亚的投资热潮。

袁明仁是东莞台商协会的顾问，前两年东莞的台商成批组团赴东南亚考察，作为投资顾问，他都带过十几拨考察团。在有着“中国外贸火车头”之称的东莞，大批制鞋厂、服装厂、电子厂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袁明仁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多家关厂的台商企业里，起码有一成是转到东南亚去了。

由于成本优势明显，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转移后的产业格局也已经在越南悄然形成。在越南南部，以制鞋业、纺织业为主，北部则以电子业居多。

事实上，也有很多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过来。本报记者采访发现，劳动力成本低只是吸引企业转移的其中一个因素，规避反倾销风险是转移的另一个重要诱因。俞泓告诉本报，从2004年开始，由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中国大陆的企业进行设限，当时就有一批港资和台资的企业，像家具、皮具、纺织，转移到了越南，重点的区域就是胡志明市。

前江投资管理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张黎明也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外贸企业认为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遭遇欧美的反倾销，所以提前布局到越南这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以规避反倾销风险。通常，这类迁移企业中，轻工业产业会多一点，比如机械电子、建材化工、纺织等行业的企业。

还有一些企业的转移是由于看中了东盟这块蛋糕。2007年开始赴越南投资的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雄韬电源”）把东南亚市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该公司的副总裁陈宏告诉本报，在他们的市场战略中，东南亚的市场规模（含印度）占整个集团的20%~30%。而他们这几年的“试水”效果显然不错，2011年他们在越南买地建立了一个4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这里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东南亚市场，兼顾欧美市场。

低成本VS低效率在工业园的招商中，俞泓强调的一点是越南的低成本。而这也是很多企业最终相中越南的原因。

海防工业园的招商手册介绍，海防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00万越南盾∕月（折合人民币600元），外资企业员工的一般工资为普通工人每月750元~900元，技术工人每月1000元~1500元。对于企业主来说，这个数字显然比深圳动辄三四千元的员工工资更有吸引力。

陈宏告诉本报，他们的科技园设在离胡志明市30公里的地方，现在员工的基本工资是700~750元，加上加班费、补助等一共1000元左右，尽管比起2007年600元左右的水平现在涨了近一倍，但相比国内还是有优势，雄韬电源在深圳的员工基本工资就有1500元。

俞泓前段时间也去苏州高新园区谈过几家电子企业，他们想要转移也都是因为国内成本太高，三年翻了三番，一个普工的工资是三千，加上包吃住，一个月差不多要四千多。

“越南实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大部分员工都不需要宿舍，他们更倾向于自己租房住。”俞泓说。

然而任何事都不是完美的，在盘算着低工资为企业省下多少成本的同时，这边的企业也必须要接受劳动力效率较低的现实。

陈宏表示，越南的人工效率相比国内大概是1：1.5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国内1个工人完成的工作在越南需要1.5个工人去做。

效率不那么高的原因，或许能从教育和文化上找到根源。多位熟悉越南的人士向本报记者反映，由于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受到法国影响非常大，人们对于赚钱这件事情并不十分热衷，大部分人的心态是“做够了我就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