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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街，一个区，一座城。深圳，北京，沈阳。一个通病，三种表述。斥资数亿进行的深圳深南大道改造工程引发争议一片；北京大兴开发区，定位一改再改，“新瓶旧酒”迭出，土地撂荒依然；沈阳从浑南到沈北，旧伤未愈，新曲正酣。(《中国新闻周刊》11月9日)
正如新闻所说，深圳故事更多是
和谐社会的问题：纳税人的钱到底该怎么花？而北京和沈阳样本则更多关乎科学发展观：土地文章到底该怎么做？
但是，很多现象我们并不陌生，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出手就是几十亿，旧领导走了新领导又出新的宏伟城市规划，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一方面，一些地方往往是在缺乏准确全面信息、没有经过专家咨询和论证的情况下，由领导者个人拍板或者通过所谓的办公会议敲定，主观随意性大，屡屡出现主观决策、草率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的情况。另一方面，决策过程的民众参与程度低，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时，常常是由一个或几个领导者说了算。
种种现象，不难证明公众在城市规划中主体地位的缺席。从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经验来看，现代城市管理过程固然离不开行政机关，但如果没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则城市治理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城市规划可以体现领导者的意志，但应该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因为城市领导者的变化而不断反复修改，更不能成为某些领导捞政绩树形象的工具。
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主体，在少数地方所谓的“决策时拍脑袋敲定，要钱时拍胸脯担保，失败时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在多次重大决策失误后仍然逍遥当官，有些地方则对决策失误责任过分强调客观因素，不管决策不当造成多大的损失，谁也不用负责任。
中国式规划病与公众参与缺席密切相关，又与公共财政缺少公开性和公共性相关。政府是受社会公众的委托，出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从社会公众手中集中一部分财力，以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设施等公共产品。既然政府财力是社会公众的———公共资金，而办的事情也是社会公众的———提高公共产品，那么，因此而产生的政府收支过程就应当让社会公众了解，并监督是否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来安排收支。如果这道理成立的话，那政府财政的公开和透明也就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财政是民主理财的财政。而中国式规划病的出现恰恰说明我们的财政还不是民主理财的财政。
相对于纳税人来说，财政资金是公共性的，因而必须公开和透明。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式规划病后面隐藏的双重缺失：公众参与缺席和公共财政的公共性缺乏，二者是中国式规划病产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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