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谢扬林
盒子外边的世界很精彩
主持人:作为一名人大的新代表,这段时间参政议政,国事天下事,一定非常忙碌。代表的角色对你经营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吗?
邓中翰:比较忙碌,每天上午下午都在开会,晚上还要修改稿子准备在会上发言,发言后还要提供汇报的报告。代表们也都借这个机会聚聚,总结一些想法,很多事情都交织在了一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人大代表,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学。对一个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至于参政议政与经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我想是间接的。参政议政给了我们这批海外归国较早的创业者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人大代表”对我来说是很新的一个角色,让我从过去的一个小盒子里跳出来,然后去探索,这就像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盒子里走出来一样,能够把个人的眼光、个人的思路拓宽到小盒子的视野之外,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人,这种角色的转换非常好,盒子外边的世界也很精彩。
主持人:今年有几个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CPI、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这些对中星微有什么影响?中星微的产品面向的是国际市场,人民币升值对中星微的影响有多大?
邓中翰:汇率的变化对中星微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挣的是美元,跟别人签的合约很多都是以美元为单位,80%的产量都是按美元来计算的,而今天人民币升值、物价也上涨,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另外,员工也在热议物价、房价,尤其是住房,对他们的生活直接发生影响,那么他们就会分心去关注这些事情。
主持人:听你这么说,影响主要在员工方面,成本上升对中星微的制造和销售上难道没有什么影响?
邓中翰: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的,这是在宏观经济的环境影响下,大家都是在一个市场中生活和工作,相关成本直接与公司的利润率挂钩,从企业角度,周边成本的因素增加,公司的成本也会增加。我觉得应该突出强调提高员工素质,我们希望是科学的,而不是粗放式的给员工发点儿奖金。给员工直接涨工资,不如借助结合他在技术上的贡献、创新方面的成绩来增长工资。
主持人:商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中星微的产品策略、公司战略和管理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
邓中翰:其实我们去年对员工待遇作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一方面是考虑到周边的物价,CPI增长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公司在艰苦奋斗、创业发展取得成功后,让更多的员工能够分享事业成功所带来的好处。
从管理的角度,自主创新是中心环节了,去年我们在中国科协邓楠书记的帮助下,正式挂牌中星微企业科协,并且成立了三个专门的委员会,各委员会也设置主席、副主席、常委、委员,人员是从公司里选拔。委员会的运作,借助了中国科协的管理方法,运作上与员工的工资、奖金也是挂钩的。
一个委员会负责技术职称的评定,这与管理级别是两条线。过去,国家是有技术职务评审的,但是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这就造成技术员工的待遇、职称主要是和各方面的管理与商业责任挂钩,而我认为,技术人员不应该只是看短期的商业绩效,而应培养大家在技术上寻求发展,然后让他分享更长期的公司效益。公司有了技术职称评审后,技术人员也不用都挤在管理这个独木桥上,他的报酬、待遇会与技术职称挂钩。今年一些员工过年回家再回公司后就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家长都熟悉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系列头衔,过年时,家长会问子女工作上有什么收获,员工就可以说,我的级别从哪一级调整到哪一级了,工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样做,最主要是推进公司自主创新的文化。
第二个专门委员会是评定公司的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我们国家有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的评定,公司也获得过这些奖,但是公司原来没有专门评定这个奖的组织。第三个专业委员会是评定公司专利的申请和产品技术的评定。公司对于专利的鼓励、激励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制,从一个人提出了申请专利的想法给他奖多少钱,到这个专利被申报出去给他奖励多少钱,再到这个专利得到国家或国际上的认可,获得了什么专利权又给他发多少奖金。这种机制是很多公司没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鼓励公司创新文化的机制。
专业委员会的运作,都是与员工的工资、奖金、报酬挂钩的,这难道不都是与成本有关系吗?不能粗放地去看待成本,而应该在管理中将成本管理精细化。
如果停止创新,四五年后就会被替代
主持人:从公开的资料获悉,中星微现在有7个领域的技术优势,专利1000多个,这些专利与中星微的战略关联如何?如果停止创新,目前的技术够公司吃几年?
邓中翰:大约200多个专利是与中星微现有的产品挂钩,还有很多代表未来的产品方向。另外,由这些专利组成的技术体系里,不仅仅诞生了我们的PC、笔记本的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实现了廉价普及型的远程可视,而且还能应用在一些新的领域,包括手机和网际间可视通讯。
通常技术专利在法律上的保护是20年,在市场上,通常我们认为四五年后新的技术会替代原有的技术,就像摩尔定律的芯片技术速度提升后,原来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将来也有可能能够实现。
主持人:现在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邓中翰:我最关注的还是从技术创新与人才的角度去发展公司,因为我们并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公司,也不是污染和高能耗的公司,我们做的是低功耗的芯片。
当我们围绕科学发展观和目前经济的发展思考问题时,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主要还是要从技术创新的管理更加科学化,这些角度去考虑。因为一个企业在创业的过程中,为了快速发展肯定会忽略很多。今天我们要在发展中更加系统、更加精巧地去做事情。这也是我现在要主抓的。
我们在一个新的领域大量地申请专利,大量地获得业内的认可,然后就是如何更好地做好,更好地持续发展。
产品上,我们在PC、笔记本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取得了6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并且是以完整的知识产权形成国际性标准的成果。今后,会针对走向3G、4G的手机,开发新产品,那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第二个是从安全监控寻找新的机遇。安全监控已经从模拟走向数字、有线走向无线,性能的提高,造价成本和组装成本、服务成本的降低,它的应用规模将超过有主机的多媒体应用。摄像机和录音可以直接挂在网络上,中间是没有电脑和手机等主机,这样的量是非常大的,这种网际间的多媒体将应用在学校、交通、医院、家庭等很多地方,这是一个比PC、手机更大的市场。
所以中星微在完成PC和笔记本电脑的产业的发展之后,把目光又放在了手机和网际间的应用上。
下好创新这盘棋一定要使用好“车马炮”
主持人: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人都提到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看待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与政府职能的转变之间的关联?
邓中翰:这是直接相关的。创新型国家这样的大事就像一盘中国的象棋,要下好这盘棋,一定要使用好“车马炮”。
“车”是战车,是勇往直前的,创新的战车就是企业,让企业勇往直前,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的发展方式;“马”是人才,是拖引创新战车的千里马,是自主创新的活力,马走的是日字型的,不是直线的,对人才的提拔要不拘一格;“炮”指的是跳跃式的前进,国家中长期的重大专项技术突破就是“炮”,它能让经济跳跃式的发展。国家所主导的创新应该是跨越式的,而不一定是当前市场上就要解决的问题,总理工作报告中的未来政府工作16个重大专项技术都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征。政府不再是冲在前面去做市场上急需的东西,而应该是主导着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工程。设立专项资金,主持和执行应向企业倾斜,实现自主创新。
所谓“车马炮”的创新,就是“企业创新为主体、不拘一格地培养选拔人才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战略工程”,这个抓好,我们这盘棋就一定能下得成功。
主持人:那在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过程当中,你最希望政府能做些什么?
邓中翰:企业承载创新主体的时候,政府在直接转型,把创新的直接责任、主体的责任转到市场,转到企业中。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譬如在企业建立国家实验室、工程中心来引导、推动,这方面还需要落实。像美国的贝尔实验室、IBM实验室,承载了很多国家科研的使命,美国给予了很多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那么,像中星微这样已经达到这么大规模的集成电路芯片的核心单位,能不能成立这种类似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这还没有先例,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届政府的落实下,能够开展这方面。
我本人作为建设中关村领导小组的成员和中关村咨询委员会的主任,觉得柳传志先生倡导和实施的三点是很关键的。第一,对申请了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企业,对每个专利,适当地进行资金的贴补,这个很有成效,打造了很多知识产权,实施得非常好,建议在全国推广;第二,企业要走出去,在企业参与和建立国际标准的过程中,成本很高,也应鼓励他们,给予资金的贴补;第三,在政府采购时,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特别是新开发出来的产品的采购,要加大力度。我们有政府采购法,最近财政部又出台了政府采购对知识产权的细则,我希望在新一届政府中,能更好地落实和推广。
主持人:今年是改革30年,站在2008年这个历史时刻,商业环境与过去已经完全不相同,你如何看待未来的商业环境?
邓中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粗放的快速发展已不适应未来发展模式,利润率的提高要通过一些在过去发展中所忽略的东西来实现,比如自主创新,对能源、对环保的重视等。
我觉得未来,改革开放特别关注的是创新,创新这两个字不仅体现在刚才提到的方面,还可以体现在管理、政府等方方面面。过去开放是吸引外资、技术、人才进来。今天是我们要出去,前几天有人问我对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怎么看,我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十几年前是要吸引他们回来,今天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的产品、技术研发要走向世界,我们希望他们能呆在别的国家跟我们这样的公司合作,这是新时期下的一种更好的方式。所以每个阶段的需求和情形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根据客观情况来判断,而不能粗放地照搬照抄,所以我认为创新是我们未来改革开放的主旋律。
八卦老板
你认为最理想的快乐是怎样的?
和谐。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钱学森,周光召,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知识。
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从业于高科技领域,感受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你本身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前瞻性。
你使用过的最多的词语是什么?
创新。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真诚待人,认真做事。”这句常挂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田长霖校长嘴边的话已经成为我的人生格言,为人做事的准则。
常看书吗?你正在看的什么书是值得向朋友推介的?
《邓小平》,喜欢看人物、历史、战争类的书籍。
工作之外,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本来兴趣很广泛,运动、摄影、油画等,现在都没有时间了。
相信命运在人的一生中会有微妙的左右关系吗?
我相信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他的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的生存发展是与国家民族的沉浮直接相关的。
你的商业创意一般来自何处?
首先来自紧密联系市场的需求,第二是在技术推动的过程中。通过多渠道了解市场需求,包括阅读,参与展览会,拜访客户,与人聊天的过程中也去学习、去掌握。此外,研究专业上的同行在哪些领域投入,也能获得很多,因为他们也在获得市场信息。应该说灵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你的思想是开放的吗?
我的思想一直比较开放,想从一个盒子里面走到盒子外边。所以,搞科研的时候,我就在一些交叉、边缘上寻找机遇。
主持人的话
芯片的感情色彩
邓中翰不开口则已,开口则必谈创新。
采访是在3月9日中午,金台宾馆一楼喷池藤椅处进行,这是两会代表的驻地之一,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邓中翰是个新面孔,虽然这位南方人的公司总部在北京,这次身份却是在天津代表团,名额是中央直接指派的,作为一名企业家,这是件荣耀的事。
与两年前相比,邓中翰与政府之间的故事更多了。譬如去年,他将科协的一些机制引入到中星微,譬如,他希望政府能在中星微设置国家实验室或工程中心。他还被邀去中南海参加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稿的座谈会,更难得的是,在1月22日那次座谈会上,他的关于原始创新和吸引人才的建议还被采纳。这位博士把温总理两年前视察的“车马炮”的勉励话语,延伸为创新的体系理论,连总理也记得他了,在3月4日人大预备会时,总理对着这位“海归”企业家说,“车马炮,要记住。”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中星微就与政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公司初期的资金就有当时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的投入,邓中翰是伯克利分校副校长田长霖介绍给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再由周光召介绍给信息产业部的。中星微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星光中国芯”工程,在如今中星微公司对邓中翰的身份介绍中,第一个头衔就是“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引号将“工程”两字也括进了“星光中国芯”中,言下之意,今天做的与当日不可同日而语。
在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一书描述中,多年前,“中国芯”就是“中国创造”这一话题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芯片原本是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但是它在中国却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凌志军认为,“中国芯工程”的大幕,是由“中央政府导演的,而舞台上的主角,是两个30多岁的留学生各自率领的一支队伍”,此外还有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率领的第三支开发“龙芯”的队伍。“公司的雄心和政府的目标很容易的合而为一,他们没花费什么力气,就在政府中找到坚定的支持者,从政府获得资助。”
两个留学生一个是邓中翰,另一个是李德磊,凌志军的调查中,在初期,李德磊的“方舟”名声更大,李德磊从政府得到了2000万元的资助,还是无偿的,而邓中翰只得到1000万元,还要让出股份。“方舟”登台的时候,国家副总理率领20个部长级官员来助威,而早一步已经研制出的“星光一号”,在邓中翰处却是“当时书生气十足,不理会政府包装和媒体炒作这一套”。
不过到了2003年后,万千宠爱终于聚集到邓中翰和他的“星光中国芯”上,虽然“星光”多媒体芯片和“方舟”与“龙芯”相比在技术上要边缘,但是,却避开了英特尔、AMD等强手的竞争,赢得了细分市场。
将历史翻出来读,是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邓中翰和中星微作为创新典型具有太强的时代推动痕迹。中国创造需要典型,需要榜样,然后,邓中翰在人群中被选择了,并且是政府与市场的双重选择。但这终究是一种非常规进程,然而从感性的角度,在全球化,在这个民族尤其需要重塑自信和创新的时代,我们又希望“中国芯”的故事能更真实持久。
所以,无论这位海归博士对网际间应用的市场判断是否准确,也无论芯片在未来几年面临如何激烈的市场竞争,新技术发生怎样颠覆性的变化,希望中国创造一路走好。
邓中翰简历:
“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中星微电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首席科学家。
分别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获伯克利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
毕业后,曾供职IBM高级研究员。1999年应邀回国,创建中星微电子,负责“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8年来,“星光”实现了七大核心技术突破,申请了该领域10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全球累计销售突破一亿枚。
2005年,中星微电子在纳斯达克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