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科技日报

   编者按“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是邓小平对于国家高新区的寄语。20年来，国家高新区先行先试，以体制机制的改革为动力，以高端要素的集聚为源泉，以创新创业为支撑，照亮了中国，重塑着中国，并将在未来引领中国前行。本报报道组对国家高新区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走访，试图通过对20年来科技经济发展脉络的梳理，展示中国创新之路的艰苦卓绝，并为转型年代中国发展路径提供一些参考。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推出这一系列报道。

   美国《时代》杂志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在它6月7日推出的中国特刊上，用了一幅血红色图片来展示一条巨龙直奔天际。一点星光下，跳出了一排字来：下一个飞跃。

   这是近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达。

   从经济接近崩溃到总量世界第二，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邓小平说起。

   在晚年的时候，面对各国的发展浪潮，邓小平决然发起了一场震惊天下的改革。

   中国南部一个不知名的边陲小镇深圳，由此进入了世界的视野。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呐喊声中，这里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

   这一束刺目的阳光，照亮了国人蹒跚前行的道路。

   “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应占有一席之地。”当邓小平挥毫写下“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誓言时，在科技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中国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改革。

   这场改革的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用20年时间在城市里建立起88家国家高新区，并由此生成了中国创造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的驱动力。

   这场改革在1996年被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誉为“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

   在城市里进行改革的探路者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只有觉醒的人，才敢于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国家高新区正是觉醒的人在城市里“杀出的一条血路”。

   从今人的视角回溯，1988年无疑是一个高光的年份。

   经过10年思考，就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被后人称为“火炬司令”的李绪鄂，就在这一年，从航天工业部部长的任上调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中国首家国家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历尽了千难万险，就在这一年，宣告成立。

   夹杂着泥土的气味，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在这一年，步入了第10个年头。

   归拢这些，人们不难发现，国家高新区在城市里进行的这场改革，相比农村里小岗村的改革，晚了整整10年。

   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央联合调查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于维栋，这样解释其中的缘由：“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所有制的调整，要比农村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这也就注定了在城市里进行改革，国家高新区要经历诸多磨炼。

   2012年夏天，国家高新区曾经的管理者、原科技部火炬办主任王瑞明，道出了一段往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科技革命浪潮，比如英国的‘阿维计划’、法国的‘技术跃进计划’、日本的‘人类高新技术领域研究计划’，中国被这一系列计划包围着。”

   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组织实施“火炬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这是国家高新区成立的一个大背景。在此前若干年里，中国丧失了太多的机遇。

   ——欧洲人把蒸汽机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时，我们在大兴土木兴建颐和园。

   ——欧美加紧信息技术与生物工程开发时，我们沉沦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

   当然，在举国体制催生下，中国也不乏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我国高新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大约50年。

   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说出了科研人员的痛苦：“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

   为了改变这种现实，他递交了“五走报告”：借调走！聘请走！调走！辞职走！开除走！

   随着改革开放氛围的一点点浓厚，一批批知识分子，“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改革的能量从破裂的象牙塔中释放出来。

    国家高新区的成立顺应了这样的大势，打开了一扇创业的大门。

   1988年8月6日，能容纳3000人的北京展览馆剧场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副主任胡定淮宣读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的内容。

   在刚刚成立的中国首家国家高新区里，颁布了“十八条”核心政策，比如，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当时一般企业所得税率为55%，1991年第一批国家高新区成立时为33%）；新技术企业自开办之日起，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这些让台下的创业者“热血开始沸腾”。中关村的改革很快影响到全国。

  1991年3月6日，国务院12号文《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正式发布，批准设立了26家国家高新区。

   当年4月，国家高新区的创业者在北京聚集，观看了邓小平欣然命笔“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电视片。他们成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探路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

   摘掉“红帽子”，尽可能让创业者有其股。

   国家布局没给高新区带来多少财政支持。实事求是地讲，发展高新产业需要大量投入，但在当时我国财政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

   为了让高新企业尽可能享受税收优惠，“火炬司令”李绪鄂，数次带领司局级干部，前往相关部门游说，坐足了冷板凳。

  这也让李绪鄂坚定了一点，“不能在‘优惠’上相互攀比，而应当更多地寄希望于更新思想观念”。

  掂量着40万元经费，望着2.5平方公里等待开发的土地，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学果心里不停地打鼓。

   他粗算了一下，开发1平方公里，至少需要1.5亿元。

  想来想去，没有出路，他干脆去找市长。

   “好，我支持你！”时任成都市市长刁金祥，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递给张学果。

   那些无法安睡的晚上，他伤透了脑筋。终于，他想到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集资金的办法。

   20年后，古稀之年的张学果，回想往事时最大的感受是“要靠自己想办法”。

   面对一场没有国家财政拨款的改革，国家高新区注定要在内外部撞击下，寻求新的坐标系。

   “小政府，大社会”，成了国家高新区的一种现实选择，这也让它别于衙门做派的行政部门，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自愿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缺少财力的国家高新区，在计划经济的铁幕上，为创业者划开了一道市场经济的口子。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时，首家国家高新区中关村已探索了4年，首批国家高新区已探索了一年半。

   时任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主任的胡昭广认为，寻找着摘掉“红帽子”的出路，成为那一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突破。当时，几乎全国所有企业，都有一顶“红帽子”——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

   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刚结束，姓“公”还是姓“私”的拦路石仍然存在。

   多年后，胡昭广主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戴红帽子’的企业碰到了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假若坚持遵循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关规定，企业的公共积累就应归本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这一部分财产在偿还了初始投资人的本金及3年利息后，就与初始投资人无关了；另一方面，假若遵循‘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把企业的公共积累放在初始投资人名下，那么，这家企业与私营企业就没有区别了，私营企业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排斥的。”

   作为改革先锋，国家高新区没有陷入这样一个死循环。

   1994年7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进行了两项改革：把“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用在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的初始投资人身上；提出了“兼顾科技人员及全体职工在资产积累过程中的贡献”的产权界定原则。

   在“苏南模式”的发源地，苏锡常的国家高新区里，拥有中国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乡镇企业。在无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行，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里基本完成了企业改制，股份制企业数量大规模膨胀。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高新区并未像硅谷一样，突破“谁投资谁所有”的产权原则，但在中国计划与市场的纠结中，这里确实先人一步，把创业者的价值与企业价值捆绑在了一起。

   摘掉“红帽子”，尽可能让创业者有其股，这是知识经济产权原则对传统工业经济产权原则的突破。

   转型升级的先锋部队

  用改革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改革先锋必然最先遇到改革的瓶颈。

   在新世纪吐露曙光时，中国博得头彩：奥运申办成功；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将与国际同行平等竞争；政策优惠将逐步消失。同时，高新技术产业自身，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矛盾，集中显现出来。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遭遇了严冬。

   网络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深受世界经济影响，中国经济一度下行。

中国最知名的两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的联想和深圳的华为，为国家高新区敲响了警钟——

“贸工技”战略，曾是中国企业最现实的选择，催生了联想在世界PC领域的巨头地位，但其“低成本”的优势，在新时代的竞争中摇摇欲坠；在华为年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9亿元时，当家人任正非大谈危机，写下了那篇震惊全国的《华为的冬天》：“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从联想和华为放大到全国，“贸工技”带来了各地的粗放增长。10年发展过后，国家高新区出现了“土地饥渴”。很多人疾呼，土地得不到解决，长远发展将成空话。

2001年9月16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在城市市长座谈会在武汉召开。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书面讲话被当众宣读。在肯定高新区贡献的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新任务：“二次创业”。

10年前的国家高新区已面临转型。作为中国的改革先锋，国家高新区今天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明天要遇到的问题。

在武汉会议上，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二次创业”进行了阐述：从注重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的外延式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从注重硬环境建设向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的软环境转变；产品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转变；产业发展由小而分散向集中优势、加强集成、发展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转变；从逐步的、积累式改革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新体制、新机制转变。

作为“五个转变”的起草者之一，时任火炬中心主任赵玉海认为：“中国高新区在过去20年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路。二次创业是国家高新区的一次变革，这样的实践是先于理论存在的。”

这些声音都明确地传递出一个信号：从横向空间拓展转变为纵向能力提升，国家高新区才有出路。

国家高新区需要进行新一轮改革。

温家宝总理为其指明了方向。

2005年6月，温家宝在中关村调研时说：“就像车马炮一样，只要勇往直前，与日俱进，跨越发展，国家高新区就一定能办好、办出特色。”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温家宝亲自为高新区战略定位：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

国家高新区根据不同禀赋，分别向“世界一流园区”“创新型园区”“特色产业园区”三条路径进发。

在“四位一体”战略指导下，一场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结构布局悄然展开。

制胜未来的中国增长极

塑造21世纪全球话语权，要对原有体系再次改革。

转型年代是痛苦的年代，旧的逐步消亡，新的还在分娩；

转型年代是竞争的年代，优的淘汰劣的，先发制约后发。

在21世纪里寻求发展，国家高新区就要肩负起新的使命：塑造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这要对原有体系再次改革。

对于国家高新区的长期关注，让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提出，全球86%的研发投入，90%的研发活动，95%的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6万个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

这与《国家高新区“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判断正相吻合：原创性创新和集成创新成果不多；处于高端和全球主导权的产业偏少；尚未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机制。

在马俊如看来，缩小中外高新区的差距，要创建世界一流园区，扶持几个世界级企业，造就几个世界级企业家。

面对即将到来的国际竞争格局的转变，国家高新区从“一大一小”上寻求突破。

所谓“一大”，就是鼓励行业巨头进行并购。2011年，中关村实施《并购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对并购发生的法律、财务等中介服务费用给予最高50万元的资助。在全球并购总体放缓态势下，这里的并购额超过2008—2010年3年并购金额之和。

所谓“一小”，就是在“种子”质量上下功夫。举国上下都在引进高层次人才、高品质企业上投入重金。而这些成果大多落户国家高新区。20年前，国家高新区打破了围墙，科研人员可以自由进入经济主战场；20年后，国家高新区再次在人的问题上进行改革。

南京正在推行9条改革，其中职务发明成果的所得收益，重新点燃了科研人员的创业热情。

在中关村里，针对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院所转制企业、高科技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以科技成果入股的企业，进行股权和分红激励。

把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国家高新区不断进行改革。

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的，都要敢于创新，勇于尝试；凡是在别的地区行之有效的，都可以拿来借鉴，进行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再创新。

国家高新区设立之初，意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环境下运行的“小特区”——“特事特办、特事特批”，但作为地方政府派出机构，国家高新区在地方条块分割中有“权”无实。

火炬中心在深入调研后认为，可以借鉴国内外经验，国家、地方、园区主管部门联合治理。一场“联合治理”的战役随即在国家高新区打响。

对于国家高新区的未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国家高新区要成为国家和区域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要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培养创新人才，形成创新环境；国家高新区要成为创新驱动和科学发展的先行区，探索科技、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机制和新模式。

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利益纠缠，开启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大门。

中国改革，加速了“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步伐；造就了一批科技型企业，并把他们推向国际前沿。

也许，“中国创造”尚显弱小，一时难与国外巨头抗衡；也许，中国企业家仍需锤炼，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制胜。

但中国崛起的火种早已点燃。就像《时代》杂志所言：超过80%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同期认为美国经济向好的美国人只有48%。

因为改革，国家高新区得以生存和发展；因为改革，国家高新区给中国带来了未来和希望。

集聚：火炬重塑中国

——国家高新区20年探索风云录之二

http://www.stdaily.com 2012年06月29日来源： 中国科技网作者： 谈琳 韩义雷 张琦

2004年6月，一个由硅谷银行带领的21人考察团悄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在投资界看来，这21人的阵容豪华程度相当惊人，囊括了包括创业邦合伙人Jim Breyer、凯雷总经理Robert Grady、DCM主管合伙人Dixon Doll等美国主要投资机构“大佬”的顶级风险投资家，他们旗下管理的资产超过500亿美元。

联想、百度、华为、中兴、中芯国际、当当、盛大……6天行程中，考察团马不停蹄地参访了中关村和上海的高新区企业。

“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硅谷。”考察结束后，Robert Grady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很快会回来。”

此后几年间，考察团成员果然或先或后走进了中国市场。

资本的嗅觉最为灵敏。

20年前，国家高新区在一片荒蛮中起步，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点滴集聚，艰苦卓绝。

20年后，当年的星星火种已成燎原之势，从高地眺望高地，以高端凝聚高端，那些非凡的要素已经成为大国崛起的标志和动力。

制度破冰：把科技创业者的激情释放出来

1988年8月6日，能容纳3000人的北京展览馆剧场被挤得满满当当。

剧场一角，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年轻的公务员王文京听着台上宣读鼓励创业的“十八条”优惠政策，热血沸腾。他毫不犹豫辞去公职，借了5万块钱和朋友在白颐路租了个9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创业。

13年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里，“用友软件”连同王文京已逾50亿元的身家。

同样是民营科技企业，同样是在中关村，仅仅早起步几年，陈春先、柳传志创业的艰难多了层含义。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依然铁幕森森，“抽屉”常常是科研成果最终的归宿。民营科技企业被许多人视作“皮包公司”，稍不小心，“投机倒把”“走私”……污水就会瓢泼而来。

黎明伴着“高新区”的概念到来——

1988年5月，国务院制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鼓励在智力密集型地区兴办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3年后的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全国26个地区建立高新区，一整套扶持高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出台。

又过了1年，苏州、无锡、常州等25个城市加入国家级高新区阵营，高新区全国布局大势已定。

刚刚起步的高新区人，工作千头万绪，首要任务就是宣传国家政策，吸引更多有技术、有创业梦想的人到高新区“试飞”。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经济”“三免两减半”……在城乡结合部，办公条件简陋得甚至只搭了简单的帐篷就“上阵”的高新区，通过各种途径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系列政策将为有梦想的人撑起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

紧随各地国家高新区筹建、创建的步伐，塞北江南，蛰伏已久的创新创业热情集中爆发——

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年轻的教授刘积仁在学校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公司并与日本企业合作，成立东工阿尔派音软件有限公司，成为日后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企业东软；

在天津，橡胶公司力车胎厂技术员张芝泉以承包一所中学校办工厂成立天津市橡塑机械厂，着手打造橡机行业龙头赛象；

在成都，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伯刚借款50万元，应用自己负责研究的“地奥心血康”科研成果，创办成都地奥；

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詹纯新带着7名技术人员成立长沙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就是如今在行业雄冠亚洲的中联重科前身；

……

仅1991年，全国辞职“下海”的就有12万人，个体私营经济呈爆炸式增长，其中大部分体现在高新区。在北京，试验区办公室正式办公的第一天，前往登记注册的企业就达到148家。

今天，从每个国家高新区的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中，很容易找到当地传统产业和科教资源的脉络，当年制度破冰的向心积聚和20年持续挖掘释放，让那些富于创新创业激情的种子，在这里长成了参天大树。

人才为本：托起产业振兴的力量

1.目光向外

2005年12月14日，美国纽交所开市的铃声，成就了科学家施正荣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创业4年走向世界巅峰的神话，也让无锡高新区“引进一个人才，成就一个企业，拉起一个产业”的引才方略收获完美案例。

人才是第一资源。世界上知名的科技园区无不与知名的科研院所渊源深厚——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之于128公路和硅谷；筑波大学之于筑波科技城；台湾诸多大学之于新竹工业园……

如果科教资源相对稀缺，高新区如何破解人才的先天不足？

从深圳湾渔村起步的深圳高新区怎样摆脱“以贸易为主”的厄运，不再只是承接转移，抱人家不要的“孩子”？

“苏南模式”为无锡积累了“第一桶金”，也让土地、资源、生态亮起“红灯”，仅有一所大学又如何支撑从制造到创造转型的人才需求？

只能目光向外。

2003年1月，寸土寸金的深圳在高新区南区拿出22.6万平方米的土地，建立“虚拟大学园”。

10多年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50多所中外高校加盟，市场化运作，独立运营，真正成为深圳科技产业化的支撑力量。

2006年，从施正荣案例中尝到甜头的无锡，推出“530计划”，在以“7+1”模式对接国内名校资源的同时，把招募领军人才的触角扩散到了世界。

“创业之初做保姆，创业之中做导师，创业之后做保安”“3个100，两个300”，短短几年，1000多个创新创业团队、超过3000名海外学子奔向“无锡530”，其中3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与高端人才相伴而来的是高端技术，是区域经济形态的升华与嬗变——物联网、软件外包、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设计、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无锡渐成气候。

2.高地凸显

2001年，高新区吹响“二次创业”的号角；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07年，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2008年，代表国家人才战略的“千人计划”出台。

在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保障将来质量的人才发展观，成为国家高新区共识。

“无锡530”前后，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武汉东湖“3551”人才计划、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工程”、苏州“姑苏人才计划”、南京“紫金人才计划”、天津“千人计划”等针对高端人才的引进计划纷纷出台。同时，各高新区围绕各地实际完善引才机制，创造性建立了各类高端人才集聚的渠道。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认为，人才集聚到一定程度会向外辐射，在区域间形成人才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及良性互动的竞争局面。多年集聚，国家高新区人才“高地”效应已经凸显。

截至2010年，国家高新区获得硕、博士学位人员分别为36.9万人和4.3万人，归国创业的留学人员近4.7万人，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超过161.1万人，占高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18.7%；在263名国家“千人计划”引进的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中，80%以上从国家高新区入选；全国16个国家高新区成为中组部重点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引得来，还要留得住，用得上。

2005年，当邹学明放弃美国通用电气医疗集团全球副总裁一职，带着33项欧美专利归国创业时，全国各地都可以成为选项，但他最终把自己的企业奥泰医疗放在了成都高新区。除了成都给出的优越地价，打动他的还有成都可供配套的电子信息和不远处绵阳的新材料。

“任何区域都不能包打天下，我们偏居西南，就是要在发挥传统科教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对物流成本相对不敏感的新兴产业，我们的人才引进必须围绕产业需求进行。”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产业与人才相辅相成。今天，当产业环境已经成为国家高新区引才、留才的重要因素，高新区把招才引智的产业定位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使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相互加强、创新人才发展与高端产业发展相互促进。

而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训体系和适应创新发展需求的人才管理制度，使高新区对创业的服务早已飞跃了办理行政手续的“一站式”，而延伸到包括生活事务、创业指导、投融资、市场开拓等创业发展的各个环节。

2008年，当国家高新区失去了区内税收优惠这块香甜的奶酪，有人疑惑，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优秀的创业者涌向国家高新区？

2008年落户长沙的“千人计划”入选者、大邦生物董事长彭滢说：“因为这里的服务，这里的环境，高新区像一把伞，把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东西统统挡在了外面。”

金融支撑：让每个创业者看到天使的笑容

1.呼唤春天

一大早，正部级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带着一队司局长行色匆匆地赶往银行，只是为了“会见”一名普通的信贷员。一番交涉后，信贷员明白了，“只要是国家认定的火炬计划项目就给贷”。跟着在各个部委、银行总行跑了一圈的国家火炬办主任王瑞明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个故事发生在1993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银行要积极开展科学技术信贷业务”发布整整8年之后，科技贷款依然举步维艰。

无资产、少抵押、风险大，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之初这些“关键词”，往往让商业银行退避三舍。而最早的市场化资金投入尝试，也因缺乏风险投资运行的机制基础不得要领。

转机出现在1998年。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思危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这份日后被称为“一号提案”的建议，不仅为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全面发展建立了规范，也开启了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

1999年，两片嫩芽托着的“金钥匙”为在“死亡谷”里苦苦挣扎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打开了另一扇希望之窗，我国第一支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设立。

在机制利好和示范带动的双重牵引下，政府科技金融体系的搭建成为风潮，很多国家高新区积极参与其中，承担了政策建议和推动操作的重要角色。

据报道，仅1998年下半年，全国就成立风险投资公司43家；截至1999年8月，全国各层次的政府创业基金已达100多家，不少地方还推出了与之配套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这些机构大都与国家高新区紧密关联或直接由高新区设立。

这些渠道的打通和范例的打造，成为中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建立的先声。而所有渠道都打通的时候，“哪里有花，哪里就会有蜜蜂”，高新技术企业向高新区集聚，资本也随之向高新区汇集。

天有不测风云。

2000年，国际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国创业板亦因此被搁置。而2005年以前，非国有股流通受阻，风投缺乏退出机制，科技金融遭遇“寒冬”。

“兄弟们，撑住了！‘春天’就要来了！”

深港产学研创投董事长厉伟永远记得那个漫长的“冬天”里，时任深圳市副市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应力对VC老总们的鼓励。“他那么忙，但只要我们这些搞投资的人聚会，他都会来参加，释放关于‘春天’的信号，让大家重拾信心，坚持下来。”

当市场变得有些飘忽不定时，是高新区人用激情和智慧，给那些坚守者带去温暖，让集聚的洪流虽遇低谷却不曾断流。

蓬勃发展的高新区企业没有辜负投资者们的苦苦坚守，创业板推出1年间，仅深圳就有14家企业上市，占全国10%，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更多达13000多家。

在全国范围内，截至2010年3月底，65家中小企业正式挂牌交易，融资405亿元，其中60家为高新技术企业，25家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支持，48家背后有VC或PE的身影。

2.呵护全程

面向市场，国家高新区的科技金融体系才能搅活一江春水，然而资本逐利，会不会因此偏离激励创新的本意？

“市场在运行中日渐规范，我们的行业正迎来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只有更专业者才能生存。”今天深创投90%的业务集中在科技企业创业前端，总裁李万寿对此感触颇深，“在规范的市场下，风投逐利和激励创新并不矛盾，因为更大的风险和更长的陪伴将意味着更高的利润。这正是政府力主市场化运作的原因。”

美国老牌VC们均坚守“投资30分钟车程内企业”的理念，他们认为，只有和被投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才便于监督、管理和提供增值服务。

2010年成立的长沙麓谷创投按市场化运作，高新区相对控股，对不符合高新区发展规划和创新激励的项目行使“否决权”。

“看似我们受到了限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名不见经传，面对竞争，长沙麓谷创投总经理廖立平却满怀信心，“背靠高新区，每10天我们的人就能把所有的5000家企业‘扫’一遍，试问哪家风投能比我们更熟悉企业的情况，抢得先机？”

2004年，主要生产硅酮结构胶的成都硅宝科技产品供不应求，规模扩张，资金成了瓶颈，厂房是租的，设备也不值几个钱，借贷无门的硅宝科技总经理王有志“麻起胆子”找到了成都高新区。

在高新区的担保公司的帮助下，500万银行贷款很快落实到位，成为企业发展关键时刻的关键支撑。2009年，硅宝科技成为成都唯一一家挤进首批创业板上市的企业。

“银行跟我们信息不对等，但高新区了解我们企业的成长过程，了解我们的行业，他们给我们担保，银行就没有了顾虑。”王有志说。

只过了几年，成都的科技企业贷款有了更便捷的途径。

“我们刚刚跟成都高新区经发局合作开发了一款叫‘科税通’的产品。企业年缴纳税款在100万元以上，无需担保，我们就能给予1000万元以下的授信额度。”今年1月，继成都银行、建设银行之后，成都的第三家科技银行——交通银行成都科技支行正式挂牌营业，该行行长邓泽瑜说：“这样以前很多按照传统信贷方式贷不到款的企业，很快就能拿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

成都之后，杭州、武汉、深圳、无锡等地渐次跟进，已有11个地区成立了科技支行，借助高新区担保机构和风险资金池等机制分解银行风险，共享利益，科技支行渐渐接近硅谷银行运作机制，成为创业初期不愿稀释股权的企业融资的首选方式；

还有科技保险，截至目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12个市（区）已被确定为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城市；

还有新三板，截至2010年2月，中关村股权代办系统已挂牌63家企业，共有12家企业进行了13次定向增发股份，融资近6亿元；目前，各地国家高新区都在积极争取进入“股权代办转让”试点范围，积极引导企业股份制改制，将其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股权流转和融资的重要平台；

目前，在全国高新区51764家企业中，已有上市企业870家，初步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特征的“高新区板块”；

……

今天，走进张江，那里有“金融超市”，“总有一款产品适合您”；来到中关村，那里的“一个基础，十条渠道”，总有一条渠道的资金会和你的创业相遇；苏州的分阶段创投平台，成都的“梯形融资模式”……借助市场的力量，目前大部分高新区都已经建立了涵盖创业投资、贷款融资、债券融资、上市融资以及战略型股权投资等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平台和创新金融体系。

高新区企业创业始终，都有科技金融呵护全程。

链接未来：突破时空聚合要素展开创业碰撞

20年的积累已经够丰厚，但国家高新区仍不过是弱冠之年，这是个充满着青春活力，飞扬着创新动力的年龄——

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喜欢开风气之先的深圳。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个什么机构，更多的人把它叫作“四不像”：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

“它是介于四者之间的一个综合体、变异体和改良体。”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冯冠平说，它不依靠政府投入，不唯行政命令是从，不以得奖为主要目的，产、学、研、资、商相结合，融企业孵化、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于一体。

2007年转战深圳，2008年6月19日，华大基因研究院被深圳市政府批准成为事业单位。

2010年7月13日，深圳光启研究院成立，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年仅26岁的刘若鹏出任院长，同样被戴上了事业单位的帽子。

戴上“帽子”的两家机构，仍然按照市场化运营，却多了“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国有科研机构进口科教仪器设备及实验用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政策优惠；在竞争各级政府科研项目时，享受科研机构优惠政策；同时，还享受政府事业费补助。

“四不像”的新型科研组织的涌现，正是政府及高新区改革创新要素集聚生态的直接结果。高新区的战略胆识和敢于担当，破除了束缚创新的陈旧观念和体制弊端，打通创新源头带来的强大的活力快速转换到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光照创业全程。

“四不像”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15年来，出色地扮演了促成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红娘”，目前资产已近百亿，超过300项成果在这里实现产业化，技术创新价值超过110亿；成功孵化出600多家高科技企业，被称为“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摇篮”。

2007年以来，“华大基因”成为出现在科技类新闻上的高频词，“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序列图谱”“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大熊猫基因组计划”“世界三极动物基因组计划”“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中国欧盟合作肠道微生物项目”“共生体基因组计划”等重大创新和科技计划接连爆出。

深圳光启研究院团队成员均来自世界顶尖研究机构并且在相关领域取得过重要科研成果，在《科学》《物理学快报》等世界顶尖期刊以及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科技部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称，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深圳在实现核心技术创新之城迈出坚实的步伐……

也许，这还只是些端倪，我们还找不到太多呼应，但集聚从来都是一个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时时考验着高新区人改革的魄力和智慧。

20年过去，未来还很长，国家高新区高端要素集聚历程的艰苦辉煌，它不仅体现在曾经走过的筚路蓝缕，也许更体现在即将呈现的惊心动魄。

面向历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集聚还在继续……（记者 谈琳 韩义雷 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