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科技网

    10年前，陈宜瑜出任以支持基础研究为首要职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节点，各种考验不期而至。对陈宜瑜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是，人们对基础研究及其规律的认识有偏差，“谈基础研究不要总是羞羞答答”、“别拿基础研究不当饭吃”，这些话他当年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曾反复提及。他说，认识不改变，作为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很难有大发展。

    “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的这10年，是基础研究的春天，是科学基金的黄金发展期。”十八大会议间隙，已经是第四次作为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陈宜瑜在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感慨。

    他介绍，科学基金2012年财政拨款150.03亿元，是2003年的20.49亿元的7倍多；年均增长率超过27%，而这一增速在国内科技计划以及世界各国科学资助机构中处于领先位置，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作用更加凸显。

    与此同时，科学基金已成形的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个系列的资助格局，实现了对基础研究资助的全面布局，为繁荣基础研究、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以人才培养为例：2003—2012年，以3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为资助对象的青年科学基金共资助56907人，资助总额约125亿元；以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共资助1591人，资助总额26.4亿元；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了437个团队，资助金额21.4亿元，凝聚了一批冲击世界科学前沿的“突击队”；地区科学基金共资助9234项，资助金额32.9亿元，扶植了地区一批优秀人才，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建设。

    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基础研究认识的两大变化

    陈宜瑜说，这10年他感触最深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对基础研究及其规律的认识有了重大变化。

    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不久，陈宜瑜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科学呼唤科学发展观》，他认为，科学本身也存在发展观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基础研究及其规律，基础研究本身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修正和完善自己的道路和目标。

    当时，社会上对基础研究发展具有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导向的“双力驱动”特征认识不足，认为基础研究是科学家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在干活。同时，因为不能全面认识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规律，片面追求简单可量化的政绩，导致很多人在谈到基础研究时，总是羞羞答答。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情况有所好转。”作为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科学基金的掌门人，陈宜瑜总是利用各种方式推动社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但开始的时候阻力很大。”他回忆。

    时间到了2005年。当时广东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但面临未来地方经济靠什么发展的抉择。“那时候我们与广东省商量，能不能共同成立个联合基金，吸引全国的科学家围绕广东省的战略需求开展基础研究，以增强科技创新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尽管我们一拍即合，但那时候的惯例是地方财政不需要支持基础研究。好在广东省最终决定先行先试。2006年1月，全国首个联合基金设立，地方财政不投基础研究的‘铁律’被打破。”其后的4年，双方共投入资金2亿元，重点资助了137个项目，来自全国1.8万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联合基金的申报。2009年，成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广东学者人数是此前11年的总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首次同时跃居全国首位。尝到了甜头的广东于当年与基金委“再续前缘”，设立了第二期联合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