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官员称造湖动力之一在于拉升房地产开发

◆重庆转型为中国经济探路：未来3年投1.5万亿推新型工业化

◆张德江主政重庆5个月后，该市高调召开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

◆滇缅边城的航空梦：云南德宏拟投百亿组建航空集团

◆州政府拟建第二个机场，或向航空公司入股20%，5年内购30架飞机

◆大漠边缘的水城梦：“被逼出来的”兰州新区面临四大挑战

◆新区被上千个沙坑包围，面临沙漠化挑战，百公里外引水造百湖

◆GDP第三岌岌可危 广州今年投1984亿打响“保三”十年之战

◆两年内GDP总量很可能被天津超越，高调启动新型城市化，拟10年扩城一倍

◆温州大摆土地盛宴 一次“出让”三千亩

◆相当于前五年供地总和，另有6万亩待供即将开建中国最大围垦项目

◆贵州工业化浪潮：三年建111个产业园 冲刺“万亿俱乐部”

◆拟800亿投资产业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要求所有县市区都有产业园

◆三个“千亿工程”先行：南京在边缘化危机中谋建“国际名城”

◆首提国际化“三步走”战略，拟8年建成世界软件、科教、历史文化和体育名城

城市化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下一个时期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提高城镇发展的质量；第二，走低成本的城市发展道路；第三，建立城乡融合共享的格局，缩小城乡差距。

7月以来，中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大规模投资和建设项目，是稳增长压力给逼出来的，还是本能的投资冲动？是政绩驱动还是既有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规划委员会委员魏后凯认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来源于多方面的压力，且由于中央到地方仍然认为城市化是今天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动力，因此地方政府仍然希望通过传统的城市空间扩张的方式，通过搞产业园区、新区、特区建设等一系列大项目，来拉动地方经济。只是，单纯靠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这些地方投资项目，更多的是集中在基础设施、园区、地产等一些项目上，不是在实体经济这一块。”魏后凯强调，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实体经济”。

城市化正处于转型期

中国将进入城市型社会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这几个月来多地相继宣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

魏后凯：第一，主要跟大环境有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按季度计算，我们的经济增速一直在下滑，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为7.6%。第二，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政府都有投资的冲动，这种冲动来源于多方面的压力，比如政府的考核机制，包括GDP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压力等。第三，现在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大家对城市化仍是比较看重的，城市化确实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动力。

大家对城市化的理解可能出现了一些偏差，很多人一说搞城市化，就是把城市空间拼命地扩张，大规模地搞产业园区，搞新区建设，搞特区等一系列靠大项目来支持的动作。城市化快速推进可以作为这轮地方大规模投资的背景之一。

东方早报：这确实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惯用做法。

魏后凯：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城市化确实是在快速推进，但城市化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去年城镇人口是6.9亿，城市化率达到51.27%，超过了50%。50%是一个重要的拐点，所谓重要的拐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超过50%以后，城市化率推进的速度可能会由加速转变为减速，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但现在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一些领导。第二，超过50%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社会结构要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往后走，我们将进入一个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过去是农村型社会。

东方早报：城市型社会？

魏后凯：城市型社会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大部分人都集中在城市，居民占主体，城市经济居核心的地位，你的生活、生产、消费方式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我们把这个叫做城市型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城市化还会快速推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会继续一段时间。

东方早报：但不能靠单纯投资来拉动。

魏后凯：对，往后可能要改变这种局面。单纯靠投资来拉动，是不可持续的。过去我们的投入主要有三个：一是劳动力的投入，这最典型；第二是靠投资的拉动；第三靠资源的拉动，这在中西部很明显，大量地消耗资源。这种靠投入的拉动，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要改变。未来更多的是靠调结构，提高创新能力，就是说要由投入的驱动转向创新的驱动，即四个创新：科技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管理的创新和品牌的创新。

产业转移也要升级

地方环保标准要高于国标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这一轮地方的大规模投资，只是为了稳增长？还是重在调结构？

魏后凯：这些情况要进行区别对待，这些项目里面，有一些是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有一些则未必。现在产业转型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一些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结构升级了，有一些就没有，甚至是把一些污染转移过来了，各种情况都有。

东方早报：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将来或许也要承受今天沿海地区面临的一些环境、资源等问题？

魏后凯：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沿海跟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确实有差距，你不可能希望在那些落后地区，产业发展跟上海、广州一样，这是不现实的。那边的产业发展层次可能低一点，这也是合理的，在国外也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分工的表现。

另一方面，沿海的产业转移应该跟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你产业转移不能是工厂的搬迁，或是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进行搬迁，肯定不行。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做到产业转移，污染不转移，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情况，在原有的基础上，浙江、上海不能搞了，就搬到中西部去。不过国家应有一个底线，就是说产业不管是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均应该符合国家的资源、能源、环境污染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是全国性的，达不到就是违法的。

东方早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在这方面的神经特别敏感，每个地方公众的容忍度不一样，国家的标准不一定被当地公众接受。

魏后凯：是有这个问题。国家环保标准是一个底线，但各个地区的容忍程度不一样。容忍程度跟当地发展水平有关。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地方制定的标准要尽可能高于国家的环保标准。国家标准是一个底线，必须要达到的。更不能像过去一样，先污染后治理。第二，不管任何项目，按照国家的标准，应该做环境影响的评价，同时要考虑老百姓的意见，这一点很重要。

受传统思维影响

地方政府有种投资冲动

东方早报：这一次地方的“十万亿”，跟2008年国家那“四万亿”，不同时期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魏后凯：根本就不可比。“四万亿”是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目的为振兴经济，现在这个是人为加起来的“10万亿”，国家没有这个计划，地方也没说有这么个计划。

东方早报：但各地确实都在搞大规模投资。

魏后凯：大规模的投资，也不是现在就有的，每个时期都有，现在只能说有新一轮地方投资的扩张。地方的投资从1978年至今，都在不断扩张，比如天津的滨海新区，也是一样的。

东方早报：最近中央又批了全国第五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

魏后凯：现在所有的地方，都在学上海的浦东和天津的滨海，先搞一个新区，等大项目进来，一下子就刺激起当地经济了。重庆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就是靠两江新区。再说兰州，一年前我们就讨论兰州的规划了。从理论上讲，兰州新区可带动西北的发展。

东方早报：各个地方要搞那么大的投资，钱从哪儿来？

魏后凯：这些大项目，不是说都靠政府投资，还靠多样化的融资。比如市场化运作的一些资金可能就是通过企业的资金进来。另外，一个投资计划，一般都是许多年来完成的，这种投资计划水分很高，很多企业一下子给你投资十几二十个亿，它的实际投资量要小得多，只是纸面上的、规划上的一个数字而已。所以我要给他们提个醒，不能盲目投资。

东方早报：那么这种大规模投资确实能带来稳增长的结果吗？

魏后凯：我只能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还是在受一种传统思维的影响，有一种投资的冲动。必要的投资也是需要的，我认为还是要建立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率，不要去搞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城市之间可形成

新型的产业链分工

东方早报：你曾建议“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尽早上升为国家战略”，你似乎很看好武汉？

魏后凯：我们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未来可以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同一个层面，从长远看，可把它称为世界级的增长区。这个地区前景很大，位置好，面积大，不像珠三角是省内的，长三角是两省一市，只是这个区域（长江中游城市群）现在发展水平低。

东方早报：具体可以发展哪些产业呢？

魏后凯：我们的想法更多的是产业链的分工，这是一种新型的分工。比如上海、武汉这类大城市，更多的是作为中心城市、人口城市，重点是发展总部、研发、产品的设计、市场的营销、技术的服务……加工制造得往周边，像苏南、安徽等地区扩散，这样就把整个产业链控制住了。

我们讲的错位发展有三个：

第一，产业之间的错位。产业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比如新材料，现在哪一个地区不发展呢？这是那么大的一个产业。

第二，产品之间的错位。大家都在发展一个产业，但产品不一样。比如汽车，你是小汽车，他是载重汽车……

第三，产业链之间的错位。大家都在发展一个产品，但产业链是不一样的，东部研发、市场营销、售后服务可能在上海，但加工制造在其他地方。加工制造还有低端、高端、中端，都不一样，甚至零部件的组装都不一样。

过去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产业结构趋同就是重复建设，这是不对的，我们反对这种简单的下定义。

东方早报：所以很多地方一看是重复建设就不批了？

魏后凯：是啊。市场经济就要竞争，没有一点生产能力，怎么竞争呢？过去我研究过重复建设，适度的生产能力过剩，是市场竞争的一个成立条件。比如冰箱饱和了，就不允许建新厂了吗？恰恰是新建的冰箱生产线进来以后，把技术落后的给淘汰掉了。要从比较极端的角度来看，产业调整的过程也是不断重复建设的过程。

城市化仍是扩内需动力

稳增长还得靠实体经济

东方早报：自从金融危机以后，市场上的钱都不大投实体经济了，投向了如股市、楼市……这一轮的地方投资会把钱引向实体经济吗？

魏后凯：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实体经济。但现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怪现象，就是搞实体经济，若把资源型产业、垄断型产业剔除出去以后，投资利润率并不是很高。反而不搞实体经济的投资利润率很高，比如过去那么多年来，房地产涨得那么快，一些大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根据我们的测算，是老百姓收入增幅的1.5-2.5倍，尤其最近几年。

东方早报：那怎么办呢？

魏后凯：现在包括美国，自次贷危机以后，也意识到还是要重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这一块，更多的是靠市场。要改变这种现象，政策上要进行引导。但这些地方投资项目，更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园区、地产等项目上，不在实体经济这一块。

东方早报：你对这轮地方大规模投资有何建议？

魏后凯：城市化还是推进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但我们对城市化要进行客观分析，不能盲目。城市化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下一个时期主要是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有三个问题：

第一，提高城镇发展的质量。

第二，要减小城市化资源环境的代价，走低成本的城市发展道路。

第三，要建立一种城乡融合共享的格局，缩小城乡差距。这里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农民的市民化问题，现在我们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