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串场〗：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胡同里有一家名叫“悦宾”的小饭馆。是一家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小饭馆，不过他却有一个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色那就是它是“中国个体餐饮第一家”。

　　1980年，小饭馆刚开张的时候，每天门口都排着长队。除了顾客，还有众多的中外记者。人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这里的菜肴，同时还更想品尝它作为“第一家”的意味深长的味道。当年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当中这样描述:在中国，美味的菜肴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现在这里的餐桌已经从过去的4张变成了20多张，员工也从过去家里六七个人紧忙活到现在变成了16个人，饭馆也从过去的一家店变成了悦宾悦仙两家店。就这样胡同里幽静中增加了几分热闹，而胡同外的变化更加剧烈。

　　解说：1979年，国务院出台了一项特殊的规定：“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第一个允许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正是有了这个政策，才有了悦宾饭店的开张。当时在没有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散落在全国的个体经济已经多达14万户。国务院的这份文件，使他们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和机会。

　　胡金林：我就感觉其他东西国家没给我们安排就业，也不可能，我们那个是农村，国家也没投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就是说经商。

　　解说：建国以来，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私营经济几近绝迹。虽然在沿海地区有一些民间交易仍在继续，但已经失去合法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们每向前走一步前景都难以预料。胡金林是当年的“五金大王”柳市首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能活下来就算命大了。在民营经济发展最早的温州柳市镇，胡金林靠经营五金元件赚了不少钱，但随之而来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胡金林：按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是纳税人，应该说是很光荣，那时候不是，税纳得越多，越是投机倒把，变成是这样。

　　解说：1979年，《资本论》发行100周年。100年前，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曾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界限。按他的计算，在当时，8个雇工以下，自己和工人一样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人物，叫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了。在后续的有关理论阐述中，“七上八下”成为一条判定雇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铁的界律。

　　胡金林：不能说富到这里就是投机倒把，富到哪里是，当时也没标准

　　解说：感到困惑的并不仅仅是胡金林。当时声震遐迩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也不明白，为什么像他们这样自主创业的人反而要低人一等。1980年前后，中国第一批持有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虽然取得了合法的经营地位，但是他们的经营仅限于养活自己，不能发展壮大。后来成为厂长、经理、董事长的这批人，当时最标准的称谓是“个体户”。

　　保育钧：这个过程是比较曲折的，从1982年到1987年，发生了关于雇工的争论，就是当初我们党非常谨慎，采取第一是变通，不提雇工，叫做请帮手带学徒。第二，看，看实践，看一看。

　　〖串场〗：“家家办工厂，人人摆地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温州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当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人们终于发现有一条路可以远离贫困的时候，他们迈出的步子速度惊人。温州的五马街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个体商户最早云集的地方，1981年，新的温州市委书记就来到五马街，他被这里的景象所震惊，并且在内心里暗暗地疑惑，这到底还算不算社会主义。

　　如今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早已成为了过去。但是，如果五马街有记忆的话，它一定不会忘记1982年的那个冬天。

　　解说：经过三年的恢复，到1981年，全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发展到183万户、从业人员228万人。虽然绝大多数个体户都是名副其实的个人单干，但仍有一些个体户的经营规模急剧壮大。以炒瓜子起家的年广久，这时的雇工已经达到了100多人。这些用市场经济手段迅速富裕起来的“暴发户”，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的争议。

　　胡金林：我就感觉到要翻了，政治上要整个经济上挂起来，要变天了，我当时就说做好思想准备。

　　解说：当时，一场全国性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拉开了序幕，浙江省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而柳市则成了乐清的重点。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仍然对“八大王”的称呼记忆犹新，这是对当时柳市发展速度较快的几个行业的领头人带有羡慕色彩的称呼。这些人分别在“螺丝”、“五金”、“矿灯”等领域小有名气，而其中一个被称作“目录大王”的，是看准商机专门把五金器具拍成目录照片卖给客户，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有商业脑子，但在当时却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马津龙：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后被抓起来的，被判刑的还不只这八个人。

　　杨鹏：这个量刑是比较重的，就是你做一个买卖，不仅你买卖的这些东西会被没收掉，你人还会面临牢狱之灾。

　　解说：那时的个体经济，从事的行业基本都是服务业，一旦试图进入生产、流通领域，就很容易被抓住辫子。在那个年代，一个把温州带鱼运到新疆销售的商贩甚至也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

　　保育钧：当初《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发了文章，有一个证明，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是搞活流通，不应当受到制裁，而应该受到支持，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但是呢，当初因为党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批评我们，批评《人民日报》，说《人民日报》居然为投机倒把来张目，逼的我们写一篇文章再来否则，说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就是在这个当口。后来到第二年，1983年的农村一号文件发了之后，我们重新再写一篇文章，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

　　解说：各种指责和怀疑迅速在全国汇集成一场整顿风暴，当胡金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河南汽车大王被抓的消息，心里阵阵恐慌，那时候他靠做五金生意已经成为柳市首富，自感树大招风的胡金林已无心生意，开始东躲西藏，盘算如何逃过这一劫。

　　胡金林：那时候已经定下来八大王我是第一大王，并且乐清在1982年的时候已经定下来打击经济运动严打的时候放在一起了，我是他们内部定下来要枪毙十个人，那九个已经早就结束了，只有我是跑掉的。

　　解说：这场整顿风暴让八大王先后受到处理，最重的被判刑7年。八大王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被认为是“公然对抗国营经济”的民间资本因此迅速萎缩。1982年，温州柳市镇的工业产值下降了一半还多。

　　袁芳烈：当年八大王一抓，当年的工业生产就下降了53%了，当年就下降了53%。我也联系到了温州1982年的工业产值增长了多少呢？我觉得我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很吃力的，到底增长了多少呢？3.7%，我还找不到原因，还很内愧，我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增长了三点几，这原因在哪儿呢？我到了柳市一调查，我明白了，政策，思想保守，左，老百姓还是不敢动，问题就在这儿。可见八大王不是八大王一个小事情，这是重大的政策，这问题不解决，温州休想翻身。

　　解说：温州经济的低迷让上任不久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感到巨大压力。他四处调研考察，寻觅救市良方。在一次下乡途中，田间地头的七八十头戴着红花的耕牛引起了袁芳烈的注意。

　　袁芳烈：他说我们这的牛都是户里的，个人家里的，也有少量的集体的，个人承包的，叫公有私养和私有私养合起来，这个东西在想了，在别的，我党副省长，管农村的，在别的地方耕牛都是集体的，集体有人用，没人管，冬天就下雪，冻死吃牛肉，第二年春天耕地就没牛了，锄头，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一想，想这个事情。很多老百姓和我介绍，他说我们养一头牛，能比上你们一个乡村干部，乡干部的收入，他说我养一头牛，耕地一年是500块钱，生一头小牛，能卖500块钱。

　　解说：袁芳烈为农民的智慧感到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新途径！

　　袁芳烈：这是我第一次去温州受到的第一个典型教育，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好，这是我上去接触到的第一件事情。所以观念上就是说，在其他地方这就是资本主义，那我们下决心，管它资本主义，什么主义，不动它，留着它，好的，你社会主义没有，我资本主义我有。

　　解说：1982年12月，在袁芳烈主持下，温州高调召开“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代表大会，宣布“两户”靠勤劳致富，完全符合党的政策。

　　袁芳烈：好，通知发出去，人家不来，不敢来，说是，说现在刚刚上半年刚刚把八大王抓起来，八大王还在牢里，现在又想抓我们了。

　　解说：为解除心理疑惑，袁芳烈亲自表彰“两户”代表，这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袁芳烈为“八大王”平反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胡金林：他是当时代表我们温州地区的政府，他敢公开的为我们平反的时候，他是政治上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解说：1983年初，温州联合调查组对“八大王”全案进行复查，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轰动全国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平反了！

　　保育钧：八大王合法了，平反了，促进了流通领域的改革。处理八大王事件对于搞活流通，建设市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坏事变成好事。

　　解说：就在温州为八大王平反的时候，成都市一位叫刘永好的青年，与自己的三位兄长一道，辞去在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公职，到新津县农村创业。他们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家产，筹集1000元人民币开始自己创业，从种植、养殖起步，最后创出了中国最大的本土饲料企业——希望集团。中国民营经济，寻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曲折的发展道路。

　　【第二节】

　　解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个体老板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将自己的企业挂靠在集体企业的名下，戴上了红帽子，企盼为平安生存找个依靠。

　　保育钧：但是带来很多后遗症，以后要摘帽子就不容易了，因为你做大了，你做垮了之后没人管了，做大了之后眼红了，当初不用我的名义来注册，你能干得了吗？所以分钱，不给的话我就不给你，打架。

　　解说：1982年12月，中国启动修宪程序，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使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首次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

　　保育钧：1982年的《宪法》讲了，个体劳动的经济，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标志。

　　解说：尽管如此，个体经济在当时仍然缺乏应有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中国后来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当时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开始艰难创业。被誉为民营企业常青树的鲁冠球，在70年代，把一个破烂的公社农机修配作坊，发展成为生产汽车万向节的著名企业。1983年，为了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之后，万向节产品经济效益年均增长达40%以上，直到1988年，鲁冠球才以1500万元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1984年，中关村旗帜性的四大企业“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的成立与发展标志着后来享誉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而在当时，今天颇为知名的联想、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企业还没有出名。此后，柳传志扶持一个叫联想的小企业，逐渐成长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旗舰型企业集团，拥有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并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就在鲁冠球、柳传志们慢慢向民营经济靠近的时候，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胆实践。1983年，浙江台州。有据可查的第一个以红头文件形式确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牡南工艺美术厂”诞生了。

　　保育钧：当初是很困难，为什么？传统理论来解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雇佣劳动，那就是剥削了，它当成农民的一种创造，我们入股行不行，你一股，我一股，大家都入了股，这就是股份合作。

　　张鸿铭：然后我们党委政府看到这一种现象，看到这一种趋势和发展的苗头，以黄岩县为主，是县委层面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就是支持和推广在这个县范围内搞股份合资制企业，这样股份合资制企业就在台州大地上星火燎原。

　　解说：当时陈华根申请的企业性质是“社员联营集体”，这和后来普遍发展的股份合作制的性质基本相同，这种企业形式承认财产归个人所有，从而极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陈华根：我们当初是很担心的，因为那个时候办企业都是集体形式的，谁也不敢说批一个私人的，批下来做了，会不会也是一种私的形式要批斗，我们也是怕的。

　　解说：负责办理牧南工艺美术厂执照的工商局科长陈心鹤已经有70多岁的高龄了，他坦陈当年曾为此顾虑重重。

　　陈心鹤：犹豫是有的，但是考虑到企业的发展，你不批眼看就是发展不起来。

　　解说：陈心鹤征求了大队和公社的意见，意外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第一家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的社员联营集体企业“牧南工艺美术厂”就这样诞生了。

　　张鸿铭：一年半载以后，搞这个股份合作经济的地方和不搞的地方就有明显的差异嘛，这边发展快了，人民群众也富了，社会也安定了，对国家贡献也大了，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还不是叫人民群众能够更加富裕起来吗，发展更快起来吗，所以大家慢慢思想有进一步统一了。

　　解说：1984年4月，“八大王”的平反促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民营经济从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广为人知。1986年，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让私营企业家们犹如吃了颗定心丸。同年，台州市政府加快了扶持个体经济发展的步伐，先后出台《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和《关于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这两个文件被台州商人视为行动纲领。时任农委干部的杨明是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当时这份敏感文件的措辞让他绞尽脑汁。

　　杨明：到起草文件的时候，我给他下的是合作制的一种新形式，我就模棱两可地写下去。

　　解说：签署这份文件的王德虎时任台州市黄岩县县长，刚正率直的性格让他在担任县长期间频出锐意改革的新政。仅打破铁饭碗一项在国有企业引发的反弹，就让王德虎面临保持本色向前冲还是维持现状退回去的两难选择。

　　王德虎：那个时候工作组就到我们厂里来，他说老王，你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哪个没有去过，什么叫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也没有，我也不懂，但是我只晓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就是不得

　　孙万鹏：王县长跟我讲了这个话，他说你碰这个高压线，要有思想准备，到那个时候弄得不好，他说我们要回家卖番薯，我们后来讲笑话，他说好，这样吧，以后卖番薯，我来烧他来卖，这些事情本身不是说没有风险，但是我们分析了调查了这些一直是我们觉得这个风险要冒，你不冒这个风险，整个黄岩肯定吃大亏，

　　解说：直到90年代初起，齐鲁大地上一个叫陈光的县级市市委书记，迈出了比孙万鹏更大的步子，在1993年、1994年不到两年时间，他把山东诸城全市95%的国家和集体企业卖光，进行股份制合作改造。这位陈书记因此获得了陈光、陈送光、陈卖光的“三光”称号。

　　〖串场〗：中国的民营企业曾经有过很多名字，从“资本主义尾巴”、 “投机倒把分子”到“个体户”、“红帽子企业”、 “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等等，变幻不定的名字记录的是它走过的一条曲折的道路。

　　这个在计划经济夹缝当中生长出来的经济体，一直努力在中国经济当中验明自己的身份，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更是这样。那些在现在人眼中明明是一些突破创新的人，在过去人们眼里很可能是违规者。

　　【第三节】

　　解说：在温州繁华地段，方培林的担保公司隐藏在一栋公寓楼里，并不显眼。作为温州民间金融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方培林在温州的苍南县办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这一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让方培林眼前一亮，因为他知道在长三角地区，民间资本早已如破茧之势，这一次他可以有所作为了。

　　3562方培林：中央1号文件也很精确地提出来要鼓励农民入股，把资金集中起来。我就在想，入股就是意味着股息，股息的合法，那股息就合法了，意味着政府要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解说：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可最初国内银行的政策是不能对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

　　马津龙：这就是一个矛盾，民营经济需要发展，需要发展就需要资金，而这个资金是原有的、现有的、国有的金融机构是没法满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客观上需要一个满足它资金需求的，解决温州资金上，民间资金供求矛盾的这么一种机构，一种机制。

　　解说：方培林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在全乡镇办一个金融服务社。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操作方案。

　　方培林：这个服务社是10万股金，由100个人组成，每股是1000。这是第一。第二当时自己又在想了，那假如说中途的时候股东都要退回去怎么办，我又定了一条，股东中途不能退股，只能转让。第三点，应该成立董事会领导的经理负责人，找个人来做，第四点，利率要浮动，利率不浮动跟银行一样的话，就没有生命力了。后来又在想，跟银行一样的时间的话，老百姓还是不方便，就提出来24小时上班。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五点呢，可以说也经得起这种历史的推敲。

　　解说：中国的个体经济在80年代初遭遇一次寒流之后，在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从行业结构、人员结构和经营规模等方面开始了稳定发展。日后一些著名的非公企业，在这个阶段呈现雏形。1984年9月29日，方兴钱庄开业。但就在当天，几大国有银行就如数出现在方培林的面前。

　　方培林：说你这个情况不能干了，乡镇里也说了，镇里是支持的，银行是反对的。怎么办？让我自己想。

　　解说：“方兴钱庄”的牌子只挂了一天便夭折了。此后，地下钱庄一直在非议与焦灼中秘密前行。

　　方培林：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就把牌子摘了，把牌子摘了，业务照样做，无非是转到地下。

　　解说：1987年9月16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方培林得到市委书记的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方兴钱庄”愈加红火起来。

　　方培林：当时我办起来之后，我也不会想到是第一人，对国家有这么大的推动作用，没有想到。我只是想到民间借贷、民间市场有积极的作用，应该给它进行引导。

　　解说：1989年，国际国内风云变换，经济下滑，私营企业数量也急剧下降，民营经济降至78年以来的最低点，各种责难和非议喧嚣尘上。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告诫人们“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保育钧：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区分的标准是三的“有利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共同富裕，这是大的方向，提出来了，这是一。第二个提出来，计划跟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这个理论是很重大的突破。

　　解说：这时，资本作为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因子，其运作规律已经被民营经济娴熟掌握。早在1988年，王石除了忙着倒腾家电、生产录像机配件、遥控电气开关外，还不忘对“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并成功募集到了2800万元资金。作为最早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地产企业，1991年1月，万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000002号，由此拉开了万科万亿市值的征程。在此之后，大量的民营资本涌入房地产这一既是资金密集型行业。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 “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保育钧：十四大提供了体制性的基础，市场经济体制。单一的公有制是没法子搞市场竞争的，不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句话更重要，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就标志着从体制化的补充进入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说：这之后，中国的民营经济进入了大发展、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民营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传统的服务业、制造业、采掘业，向高新技术行业、文化产业、金融业等各个领域进军。一大批民营企业被市场淘汰，更多的企业又随市场的需求应运而生。张瑞敏、柳传志、马化腾、任正非、马云等等，一批批民营企业老板成为中国最具活力、最有思想的企业家。2003年8月，温州被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为全国惟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中6大改革之一，便是允许民营资本入股商业银行。

　　郭伯成：银行业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那么这是银行体系的变化，也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一种必然的产物吧。

　　解说：2005年2月，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被称为“非公36条”。

　　方培林：说白了就是让你去大干，为什么？现在的政策是非禁即允，大家想一想看，政府法律没有明显禁止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做。

　　解说：而2008年8月，央行的一份报告让民营资本对民间借贷市场有了更多的期望。11月，《放贷人条例》草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

　　保育钧：人总行有一个报告，提出来，民间借贷是必要的补充，给了这么一个定位。那么怎么补充法？终于找到一个办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把处于地下状态的资金引到地面上来，合法，有个规范的渠道，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

　　解说：方培林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实践操作和奔走呼吁给民间资本松绑。但眼见着一天天政策和市场宽松了，他却没有了当年的心劲儿。

　　方培林：我感觉到我累了，我没有力气了。看到36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很深。当年我们做的东西，走过了20多年，总算被社会认可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串场〗：从第一家中国个体的餐馆，到方培林的地下钱庄，再到民营的股份制银行，事实证明，非公经济作为各种经济成分当中极具活力的一支力量，每当一个领域对它开放的时候，它都会给这个领域带来新鲜的空气。

　　2005年，国务院发布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政策，一些过去严格“国营”的领域开始对“民营”敞开了大门。与此同时，能源等垄断领域也开始对民营开放，显然一切还在继续。

　　【第四节】

　　解说：1987年, 杭州武林门前燃起一把烈火，浙江省将全国没收来的伪劣温州鞋公开烧掉。“武林门火烧温州鞋”事件让温州商人感到耻辱，但也同时让他们体会到了发展道路的艰难。由于历史的原因，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发展就缺少政策的扶持，为了生存，夹缝中的民营企业在发展之初曾一度走偏，假冒伪劣商品大行其道，这让民营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尴尬于不好的名声。

　　南存辉：我们讲就一条，就是诚信，诚信太重要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钱，我摆柜台还是拿零件，就靠信用，东西给我，我装了卖出去，然后卖出去以后，别人钱给我，急着把它还掉，绝对不做对不起人的事儿。

　　解说：浙江正泰集团是民营企业的龙头，它的低压电器产品遍及全国并销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八大王事件发生的年代，南存辉还不到20岁，但他对于经受那段历史磨练的温州前辈们心存感激。

　　南存辉：我们那个时候很小，所以我们很幸运，一路上都前面有老大哥，前面有老前辈，在那里引路，我们在后面跟，跟到每一个结骨眼的时候，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党的政策又是明朗的。

　　解说：二十年来，正泰已经走向“国际化、科技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南存辉：我假如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听中央的，看欧美的，干自己的，就是你要立足实际，干自己的，看看别人到底什么对，什么不对，你把它搞清楚，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中国国情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国际化也得立足于自己。

　　保育钧：民营企业得益于产权明晰，民营企业受制于产权的封闭。所以对民营企业来说要敢于超越自身，超越自我，就是在体制上要有创新，搞股权分散。正泰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20多年来，它不到30年，一步一步走过来，就是体制不停的创新。

　　解说：正是以这样的韧劲和创新精神，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紧扣市场的需求，大步前行。如今，“浙江商人”的称呼已经成为一张经营的名片，其中不乏机敏、善经营的褒扬之意。

　　南存辉：温州人很有意思，叫做这种创新的精神，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敢于人性的精神，这种是与生俱来的，温州是从来就是这样，骨子里面就这样，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你有什么好怕的。

　　张鸿铭：他的血液里面就流淌着一种创业创新的一种精神，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一种敢为人先的一种精神。

　　解说：回望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30年发展历程，无论在企业体制和机制创新，还是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解决就业难题。民营经济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蔡桂森在发展模具企业的同时，在台州办了一所职业学校专门培训模具人才。

　　蔡桂森：原来我们招的工人都是乡下的农民工，他们的素质看图纸都看不懂，连最基础的原理都不懂，这样经过培训，技校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保育钧：75%就业是民营经济解决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中国人口多，光靠国家来分配工作，靠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解决不了，这是民营企业的一大贡献，最突出的贡献。

　　解说：2002年，十六大报告明确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享受同等劳动待遇。非公有制经济在生长20多年后终于得到了接纳。这时候，全国私营企业已有243.5万户，投资者623万人，雇工2787万。浙江台州作为后起之秀的民营企业之乡，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张鸿铭：1978年台州人就有450万人，但那个时候台州的整个GDP只有10亿多一点，经过改革开放30年到2007年，台州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22亿，这个就跨越170多倍。

　　解说：从以浙江企业为首的制鞋业在意大利的扩展到以海尔、格兰仕、TCL为首的家电生产巨头海外业务的不断扩展；从京东方收购韩国的液晶显示器业务到联想巨资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经历风雨的中国民营企业正在用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制造”这艘航母已经扬帆起航。实践证明，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保育钧：所以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始终围绕两种，贯穿两种思想的斗争，如果说用传统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那是很可怕，用邓小平理论来看，用三个代表思想来看，用科学发展观来看，这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财富，自己解放自己，符合马克思的根本教导，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解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成倍地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3。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国商品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60%以上。加上外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60%。

　　杨鹏：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不断地权力下放，就是最初的叫放权让利，而放权让利这种行为表现在经济层面的就是经济自由度在扩大，所以改革开放30年就是经济自由度不断扩大的30年。

　　张鸿铭：我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很佩服我的前人们，他们解放思想，敢做敢为，是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和压力的，他正是有这种开明开放，大胆改革这种姿态、这种决心，才有台州民营经济现在发展这样蓬勃向上兴旺的今天。

　　字幕：十七大报告指出：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