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4年8月4日

    企业融资难 治标更需治本

    朱蓝澜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难题，同时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推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及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一直是制约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业内人士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继续依靠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改革，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等标本兼治的手段。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１０项措施以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会议指出，当前我国货币信贷总量不小。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不仅加重企业负担、影响宏观调控效果，也会带来金融风险隐患。

    众所周知，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历来是难题。尽管当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在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客观来看，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阶段，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服务还存在着较多的改进、提升空间。此次会议部署１０项措施以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无论对中小企业自身发展，还是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谓是用心良苦。但笔者认为，还有三大体制、机制性因素，加剧了部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两高一资”企业挤占了小微企业、“三农”等其他实体经济的资源。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属性是商业性而非福利性。由于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规模普遍偏大，对资金价格欠敏感，且部分企业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金融机构出于盈利性和风险的考虑大量向其投放信贷资源。固然可以从社会责任上要求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的支持力度，但从现代公司治理角度讲，商业性金融机构最终会服从股东利益。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银行贷款仍是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行股票注册制、多渠道股权融资和规范债券市场。但受多种因素制约，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滞后，企业股本金的市场化补充渠道仍显匮乏。２０１２年末我国首次公开募股（ＩＰＯ）进入了第八次暂停期，直到２０１４年４月才重新开启，这使得大量融资需求被排除在股本融资市场之外。

    第三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资金流向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然不畅。事实上，处在最基层的金融机构与市场微观主体联系最为紧密，是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然而，近年来基层金融机构发展依然不足、竞争依然不够充分，资金流动的“最后一公里”依然狭窄。出于经营效益的考量，部分大中型金融机构撤离或收缩了在县域、农村地区的机构网点；诸多中小型金融机构受规模、实力限制，其业务范围和网点布局难以进一步拓展；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资本金低、网点少、支付结算能力差等先天不足，难以进一步扩大金融供给。以上因素都削弱了基层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使得一些大中型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可凭借其对小微企业谈判的话语权，将经营考核压力和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转嫁给企业，推升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同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国民营银行试点准入门槛过高，如要求发起人对剩余风险承担无限责任、必须有两个以上共同发起人并有股本比例限制等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民间资本办银行的门槛。

    因此，１０项措施固然让人欣喜，但真要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问题还得继续依靠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及改进金融管理制度和监管框架，尽早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促进民营银行发展，引入多元化竞争主体，扩大竞争性金融供给。

    给民营银行能够生长的政策环境

    徐立凡

    中国银监会近日宣布，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等３家民营银行正式获准筹建。最早今年年底前、最迟明年４月份，首批民营银行就将挂牌营业。

    这是继３月份首批５家民营银行试点获批后，在打破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的玻璃门方面迈出的更实质性一步。基于传统银行格局下所存在的弊端，民营银行的批量诞生自然会被寄予诸多期望。比如，将民营银行视作金融领域的增量改革因素，冲击传统金融格局；民营银行通过差异化服务为实体经济和区域发展担当实质输血者；归拢地下金融充满寻利渴求并因此充满风险的资金，将其导入可控通道；为普通投资者提供更有效率且优厚的投资回报等。

    这些寄托于民营银行的期待不能说没有道理。以社会资本为主要推动力的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至少在其早期阶段感受到了市场化金融的普惠性。在市场化思维的引领下，互联网金融的推动者们显示了合理利用规则的敏锐性，显示了不惮于直接竞争的勇气，在其市场培育和争夺的过程中，公众颇受其益。人们有理由认为，在民营银行进入传统金融领域后，仍会展现出其曾经显示出来的创造性并让公众受益。

    但是，至少在当下，这些愿景仍显遥远。一方面，传统金融领域有着与互联网金融领域完全不同的生态，互联网领域的开放性与社会资本天然契合，而在传统金融领域，风险管控是不会轻动的最高法则。尽管民营银行具有风险自担的责任，如果民营银行真的面临破产清算风险，银行及其发起人都有义务赔付，但相对于传统银行的“最后担保人”，民营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其实极其有限。而且，还需要考量，民营银行即便只是发生了局部风险，是否有能力阻断这种风险向外传导。

    另一方面，民营银行的发起人尽管在其他领域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功，但在传统金融领域能否游刃有余，尚需观察。对于民营银行差异化经营的资质要求，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提高了对其专业性的要求。无论是小微企业、消费者还是区域内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在信用上天然不具有优势，也因此不被传统大银行重视。这为民营银行留下了市场空间，同样也会对民营银行形成挑战。

    民营银行应当先说生存，再说发展，先说现实，再说愿景。有了与发展相适应的实力和经验后，民营银行之于传统金融格局的冲击和改良才有可能变现。而这一点，仅凭民营银行具有市场创造能力是不能实现的。传统金融领域是典型的政策主导型行业，民营银行的生存和成长对于政策环境的依赖度，不会比传统银行小。这一点，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已有所体现。

    民营银行需要一个能够生长的政策环境。该环境不是给民营银行以特殊待遇，而是帮民营银行建立宽严相济的正常环境。如既需要防止民营银行成为发起人的利益输送平台，又需要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让民营银行的风险更加可控，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完全放开。民营资本的壮大历史表明，只要给予清晰、稳定、相对平等的政策环境，其就会蓬勃生发。这也是目前民营银行最需要的环境。

    经济行稳致远最需公平市场环境

    周子勋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成为探讨主线，另一大亮点是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推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在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上，今年７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多次提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相关问题。笔者想强调的是，使经济固本培元、行稳致远，当前最需要的是公平市场环境。会议指出，加快实施企业信息公示制度，就是要让政府从过去“依靠行政审批管企业”，转向今后“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诚信的市场秩序规范企业”。事实上，此前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几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曾经不约而同地提出，“不要补贴、只要公平”，“只要有规范、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之所以强调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过度补贴企业不仅使财政资源浪费，还使得企业丧失了竞争能力。近几年，一些新兴产业企业都拿到了高额的地方补贴。地方政府希望这些补贴能拉动经济，带动就业，并给地方带来税收，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企业靠着财政补贴提升了业绩，也直接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很多业内人士抱怨，如果没有地方补贴，企业的最终产品价格只能以高于成本价销售，但长期获得大额补贴的企业却可以亏本销售。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企业都患上了“软骨病”——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在高额财政补贴下，企业把精力都放在如何争取补贴上，而不是市场策略、科研投入或强化管理。

    二是现行分税制迫使地方实施保护主义。当前始于１９９４年“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让地方政府倾向于扶持能够为地方带来直接税收的本地企业，而不是完善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或者扶持那些能够带来投资的央企等大型企业，即便央企税收还是集中缴纳也能增进就业并收获产业链上的衍生利益。

    三是国企行业垄断导致市场扭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随着外资势力通过产业链的扩张，国资委于２００６年启动七大行业绝对控股、九大行业相对控股的战略，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强化国企联盟，基本实现了从行政垄断走向市场垄断。而国企治理机制的缺失传导了过多的行政意志，致使民营企业难以实现公平竞争。

    这就不难理解，当前我国为何缺乏真正有能力、有潜力的创造成长型企业（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创业率只有１％左右，跟国外相比还很低），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缺乏资金或者优惠的税费政策，而在于大多数行业都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诚然本届政府上任以来，一直把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国务院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４６８项。这项改革激发了企业和市场的活力。据统计，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数量超过４４０万户，平均每个工作日就有５万户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注册成功，全国新增注册资本（金）近７万亿元。其中，改革实施以来全国新设私营企业近１２０万户，占新设企业整体数量的９４．５％。

    令人在意的是，为了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近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中央试图通过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三方合力，完善“监管者、监管主体、监管方式”三位一体的市场监管体系的意图跃然纸上。不过，光靠这些政策措施难以完全实现预想目标，还应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综合配套，现代市场体系的建成方才指日可待。

    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结构性去杠杆

    黄格非

    目前，我国已进入通过结构调整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上世纪９０年代日本金融危机爆发前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的日本严重依赖银行体系，去产能不畅，大量“僵尸企业”占用大量金融资源。为避免重走日本的老路，需要从宏观上整体上来把握去杠杆问题。

    一方面，要通过金融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股权融资，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股权融资相比于银行贷款更鼓励创新，长期来看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因为银行的谨慎，倾向追求固定利息，而股权投资人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只有具有良好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才能吸引股权投资人。因此，股权投资会投资于更有效率的企业，客观上支持创新性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进而提升整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此外，在高利率的市场环境下，由于债务融资成本普遍高于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利用股权融资有助于企业降低财务费用和资本成本，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居民部门投资来解决企业部门的资本金补充问题。去杠杆不仅要降低分子即压缩债务，也需要想办法扩大分母增加所有者权益，通过投入股权资本金修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有利于迅速去杠杆。

    过去１０年来，我国居民财富积累实现加速度增长，２０１４年５月末居民存款达４６．９９万亿元。据测算，我国个人扣除自住性房产后的可投资资产规模２０１３年就达到９２万亿元。

    目前，我国居民家庭的资产结构中，房地产占比超过６０％，金融资产占比不到３０％。这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我国居民持有金融资产尤其是股权资产的比重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应引导居民家庭降低地产投资和银行储蓄的比例，提高股权投资的比例，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解决企业部门的资本金补充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居民通过持有股权分享企业部门的财富，分享企业成长的收益。

    为提升股市对居民的吸引力，笔者提出几点提振股市、发展资本市场的建议。一是调整上市公司行业结构，提升终端消费和服务、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比重，从而拉动产业升级。按全球行业分类系统（ＧＩＣＳ）统计的行业分布，标普５００成分股中，金融、原材料、工业３个行业的市值占比显著低于中国Ａ股，信息技术、电信、医疗保健、日常消费４个行业的市值占比显著高于中国Ａ股，这些行业都和个人的消费及服务密切相关，部分有效供给仍然短缺，代表着中国产业升级方向，也是未来主要投资机会所在。二是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上市和退市机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目前，百度、阿里巴巴、腾迅、京东等新经济龙头企业均到海外上市，应完善首次公开募股（ＩＰＯ）的相关制度，吸引优质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让中国居民分享其成长的收益。三是降低无风险利率，引导长期资金入市，放松保险、社保、年金等配置股市的比例限制。四是通过税收政策引导居民从地产投资和银行储蓄转向股权投资，可考虑征收房地产税，统一利息税和分红税的税负。五是完善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退市并购等效率机制和制度安排，切实保护股东权益。

    通过上述政策建议的落实，使我国资本市场走上一个更加健康高效发展的轨道，为企业融资和居民投资提供一个通畅的渠道，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由此，不仅可以有效补充企业资本金、降杠杆，而且通过市场机制的选择，也有助于培育发展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世界级企业，使得经济增长更有质量。

    （作者系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科技金融重在破解信息不对称

    陈新民

    长期以来，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对实体经济融资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银行信贷。统计显示，我国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存差逐年扩大，如果以该巨额存差为基数，按１０％的比例，２０１３年理论上应有３万亿元的潜在信贷资金可投向科技型企业，但实际投放额远低于理论估算数。这说明，我国银行体系与科技型企业间的融资渠道存在明显梗阻。

    目前，一些中小型银行已在积极“先行先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但从整个银行体系看，一直未能形成规模化、系统化、可复制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重要原因就是科技型企业缺乏有形资产、未来不确定性大，更多依靠技术和智力等无形资产创造利润， 在没有取得商业成功之前， 银行难以评估科技成果的货币价值和企业经营风险。一言以蔽之，科技型企业从初创到取得商业成功前，与银行间产生了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从银行看，是不知道市场上有哪些新发明、新产品，不明白新发明、新产品的技术特性，不确定新发明、新产品推出后是否有市场及发展前景。银行的这些困惑主要是海量的数据、信息使得银行不容易发现，技术的高精尖使得银行不容易明白，内部模型的不完善使得银行不容易确定未来的市场前景。现有的市场环境下，银行要想客观、科学地评估科技成果的货币价值和企业经营风险，还需花费大量的“信息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往往成为银行裹足不前的重要因素。

    从企业看，主要表现在不知向哪家银行申请什么产品来满足自身融资需求，也不知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企业的困境主要源于科技型企业大多是初创型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较低，财务报表不太规范，企业精力主要集中在市场开拓上。此外，企业还担心向银行提供数据、报表、材料后，会导致自身情况公开。

    银企信息不对称不仅使银行资金不能有效地支持科技创新，还会给银行本身带来危害。一方面，导致银行“惜贷”严重。企业在内部财务信息、还款计划和能力等方面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银行不易掌握相关数据，加上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整体诚信的缺失，导致银行不敢对科技型企业轻易放贷。另一方面，导致银行风险贷款增加。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可能存在不完整提供信息、善意包装，或者刻意隐瞒甚至恶意伪造自身资信的情况，银行据此发放贷款的后果就是风险贷款增加，反过来又会导致银行更加“惜贷”，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商业银行只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科技型企业的融资“瓶颈”才可能被突破。为此，商业银行可采取多种方式畅通信息渠道，降低信贷风险：借助专业“外脑”，商业银行可借力风险投资基金、科技职能部门参与企业筛选，通过“外脑”和“内脑”的双重把关，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程度；构建合作平台，通过加强与各类金融服务机构的合作，整合优质资源；通过金融产品创新以及与政府、担保公司的合作，开展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专利权质押、版权质押、商标专用权质押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借用多方联合担保体系，有效降低信贷风险；设立科技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网罗专门人才，构建独立机制，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给予专营机构先行先试的权利及银行内各项资源倾斜；采取事业部制改革，先以产品创新为主，探索科技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业务模式，再根据内部定价模型，计算科技金融事业的投入产出，最终全面实施内部定价机制。　（作者系汉口银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