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6日消息，由中国科学报社发起，联合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多家科研、教育和社团机构共同主办的创新中国智库今天在北京成立。该智库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通过整合多方资源、集聚跨界人才，努力建设成新型智库平台。王志珍院士任主席，80名院士学者受聘为首批专家。

    中国科学报社已创立50余年，具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内权威科研机构背景，有着广泛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最高端人才资源。

    第一批受聘的80位智库专家中，包含众多两院院士和经济、金融等领域的知名学者。这种整合，创造性地打破当前国内智库组织学科单一的局限，促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库”形成合力，满足各类服务对象多元化、全方位的需求。该智库成立后，将为政府、科技园区、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经济主体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同时，智库还将定期结集出版研究成果和咨询服务中的典型案例。

    成立大会上，郭华东院士代表首批入选创新中国智库的专家表态，将以社会需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向导，以创新中国智库为平台，与基层、实践保持密切联系，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优质的智力支撑。

来自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科技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代表，为如何办好创新中国智库这一新型智库平台提出建议，希望智库能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服务社会发展。9家有着典型创新经验的地方政府、科技园区和企业，与创新中国智库签约成为其调研基地，并将接受其提供的公益咨询服务。

    报告称我国已有426家智库 分为四大类型

    智库养成记

    关于智库的神奇，在中国一直流传这样一则故事：

    据说，兰德公司曾在朝鲜战争前夕准确预测：“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兰德公司欲以2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美国国防部，但国防部没有理睬兰德公司。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了鸭绿江。美国国防部为提醒自己，事后还用200万美元买回了这份已过时的报告。

    这一段关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神预测”广泛流传。11月4日，兰德公司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证实，所谓的“神预测”，其实并非事实。

    “你们的读者可能会有兴趣知道，兰德公司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在十年后的1960年，兰德的一名分析师倒是在研究朝鲜战争的内容中，讨论了中国决策最终促使其出兵朝鲜这一话题。”兰德公司首席研究员、帕迪兰德研究生院教授德布拉•克诺普曼(Debra Knopman)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对智库的想象，促成了这一传说的蔓延。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对智库的渴望。

    问题是，智库到底该怎么培育？这个问题在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之后，更加急迫。

    智库是什么

    智库被形容为一个国家的智商、政府的“外脑”，甚至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

    智库一词来源于英文“Think Tank”，按照字面意义，即指“思想库”。

    外界对智库的定义并不统一，但普遍认为，智库是对社会政策、政治策略、经济或科技问题、工业或商业政策以及军事建议等进行研究的机构，力图影响公共政策。

    从广泛的角度看，智库的雏形自古就有，但现代智库的形成不过百年多历史。智库对政府的决策和企业战略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由于智库能够有效弥合知识和政策之间的鸿沟，有人将其形容为一个国家的智商、政府的“外脑”。有些学者甚至把智库称作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历来重视智库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发展经验和行业规范。

    在欧洲，智库的发展起步较早。英国被认为是欧洲智库的创始国， 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而美国则后来者居上，在战后，美国智库的发展跃居世界首位。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都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报告》，这一报告被视为全球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的智库报告。最新的《2013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智库总数达到6826家，比2012年的6603家增加了223家，其中北美地区占据1984家，欧洲1818家，亚洲1201家，中美洲与南美洲662家，撒哈拉以南非洲612家，中东和北非511家。

    智库一条街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马萨诸塞大街，被称为“智库一条街”，这条大街周围汇聚了上百家知名智库

    在美国，有世界上最多、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智库。这些智库实力雄厚、机构庞大、经费充足、人才集中、竞争力强，经济效益也好，被誉为全球智库中的“巨无霸”。

    美国智库在全球排行中往往独占鳌头。在《2013全球智库报告》中，包括美国、非美国在内的全球顶级智库前十排名中，美国的智库就占据6家。

    美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较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在《美国智库如何影响决策？》一文中曾经提到，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保持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智库的地理分布形态，即可直观地显示出它们与美国权力中心的密切联系。“在60万人口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有智库100多家，约占全国总量的1/10。市中心的马萨诸塞大街有‘智库一条街’之称，周围集中了一批重量级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它位于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与白宫、国务院、国会相距不远。其邻居1779号，则坐落着另一顶尖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附近还有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

    不过，美国智库在参与政治和政策上并非完全一致，在机构性质、角色定位、参与机制、方法技术和绩效表现等方面，也均具各自的特点。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其影响力位居全球和美国之首。根据《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布鲁金斯学会被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这是一个注重科研和教育的组织，从事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其他主要智库相比，带有更多的学术特征。

    在建设优秀智库方面，布鲁金斯学会印度中心运营及传播部主任悉达多•迪贝(Siddhartha Dubey)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独立性对于智库建设至关重要，尤其是涉及针对全球受众的、全球性的话题。“在布鲁金斯学会，我们珍视研究的独立性，我们一直在保护这一特性”。

    “另一个关键的特性是要确保智库的研究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文章、研究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必须知道智库正在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以透明的方式影响话题讨论。研究的质量取决于智库雇用或相关联专家的水平。所以人力资源是关键，寻找具有优秀记录以及敏锐洞察力的专家是至关重要的”。 

    “布鲁金斯拥有来自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许多学者曾经在政府高级职位就职。因此我们的学者被信任可以提供准确、可信的研究，这让他们和布鲁金斯学会都赢得好声誉。”悉达多•迪贝告诉记者。

    “旋转门”专家

    智库与政府，对智库精英而言，就是一个“旋转门”。一方面将智库成员输送政府，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换届中下台的官员提供容身之所，从而蓄积了很大的人脉资源

    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许多官员在任期结束之后，会转到智库工作，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经验和人脉关系来从事研究，有丰富政界经验的人进入了智库，能强化智库咨询服务的人缘资源和实效性。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即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她在被美国前总统布什任命之前是大学教授，随着美国总统换届，赖斯也结束了自己的国务卿生涯，好几所大学向赖斯发出了邀请，但赖斯还是回到原先所在的斯坦福大学，进入该大学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

    像其他著名智库一样，布鲁金斯学会也大量吸收来自政界的官员。在对外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中，有一半曾在美国国务院中任职。首任会长哈罗德•莫尔顿曾经是罗斯福政府的战备物资局的成员。国家经济部门负责人如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国会预算委员会主席等，也都曾担任过该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资料记录显示，杰弗里•贝德2002年从美国国务院退休之后，到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在奥巴马竞选总统之时，他在人们普遍不看好奥巴马的情况下，选择支持他，成为他的亚洲和中国政策顾问，并在奥巴马当选之后于2009年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主任。两年之后，他离开白宫再次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任资深研究员。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现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曾供职国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李侃如曾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主任，待他重返学术界后不久，选择了在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工作，曾担任过中心主任。

    而布鲁金斯等智库同样向政府输送官员。根据统计，截至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200名成员中，有36 人进入奥巴马内阁；54名外交关系学会的成员应邀进入了卡特政府；而老牌智库对外关系学会中，曾任国务卿的就有十人以上。昔日的智库专家，一夜之间变成政府官员、驻外大使等重要的决策者，同样也有助于“老东家”拓展人脉、扩大影响。

    不过，“旋转门”现象由于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也遭受到颇多非议。而《华盛顿邮报》10月31日的报道中，还大篇幅讨论了近几年布鲁金斯学会不断扩展自己的资金筹集渠道，因而导致捐款者在智库中的发言权不断提高，影响研究独立性的问题。

    “兰德式”质量保证

    智库的名称有称学会的，有称公司的，有称研究中心的，也有称基金会的，这些名称背后就说明了智库复杂的背景

    和其他专门给政客提供休整机会的“旋转门智库”不一样，兰德公司相对来说仍保持着智库的传统面目。兰德公司以善于进行战略研究著称，其主要研究人员组成还是相对专业，而其政治方面的报告鲜有意识形态类的“鼓吹性报告”。

    “雇佣优秀的研究者是兰德公司开展高质量、有效工作的保证。兰德有来自47个国家的学者，他们的知识覆盖广泛的学科类别。57%的员工拥有博士学位。”德布拉•克诺普曼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兰德公司自从独立运作开始，就一直以“公司”名称示人。“现在我们也不再将兰德公司称作智库。一个智库的特性取决于这一机构或其赞助者的意图。在美国，‘智库’这一术语通常同政策宣传组织联系在一起，往往具有特殊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视角。不过兰德并不是这样的机构。兰德是独立的，我们不是任何政府的雇员或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兰德公司并不在政策议题上持有立场，兰德不是政策的鼓吹者。”德布拉•克诺普曼表示。

    一些分析人士将兰德公司比喻为卖“研究报告”的“准公司”。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思想库”，通常是与其客户建立合同关系，该公司的很多合同是同美国联邦政府签订的。长期以来，来自美国政府的经费占兰德总经费来源的大多数，还有一些是本机构开展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新兴的政策问题。

    质量保证过程是兰德的内部文化的重要元素。这些标准的高质量的研究都是公开的。德布拉•克诺普曼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兰德公司的每一份研究都是通过严格的质量保证和同行评审过程，以确保技术质量过硬，同时研究结论平衡并客观。

    “兰德公司将透明度置于相当高的价值理念，所以公众，并不仅仅是政策和决策者，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分析方法、数据，以及我们的建议”。

    兰德公司将分析方法的创新视为工作的关键。在兰德的发展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德尔菲法、关键路线法等一系列著名方法，而这些理论方法也帮助兰德从专家那里获得了更多、更深入的智力支持。

    “兰德公司的大多数研究还建立在对数据的分析之上，我们采用实证方法研究问题，并通过分析得出调查结果和结论。在开始之前，我们并不知道研究的答案。而方法创新是我们工作的关键。一些在过去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许今天可以迎刃而解，而对已有数据不同方式的解读，也有可能带给我们新的见解。分析方法的创新是兰德的关键任务，这也是为什么研究生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德布拉•克诺普曼表示，“帕迪兰德研究生院(PRGS)是美国在政策分析方面最大最古老的博士学习项目。研究生院为兰德公司提供了优秀的学生，同时还有创新的和先进的方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这是兰德公司的运作模式，但它并不一定是其他机构可以应用的正确模式。”

    新兴智库凶猛

    除了老牌的英美智库，这些年一些新的智库也发展迅速，比如韩国的峨山政策研究院、俄罗斯的国际事务委员会

    除了老牌智库，近年来一些新兴的智库也在以迅猛的速度发展。

    在专业化智库的建设方面，同在亚洲的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可谓首屈一指。

    作为同属于亚洲的智库机构，峨山政策研究院建立于2008年，其发展速度不可小觑，在成立短短6年的时间里便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智库组织。于韩国首尔、美国华盛顿皆设有办事处。与中方中国国防大学、社科院亚太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都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

    峨山政策研究院给《国际金融报》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峨山政策研究院是一所研究性强，针对性高的智库集团，其研究对象远远超于企业的经营业务，而是放眼于韩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利益。内部专职研究人员几乎全部是毕业于欧、美、日等名牌大学博士，普通工作人员也多是海外留学归国的学士、硕士。研究院充分运用国际资源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高思想独立性，高针对性的研究。在近几年主动承接了替韩国政府出谋划策，聚集人脉、传播思想的职责后，对于中国与美国的研究占据了其主导位置，更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表示在政治上不偏向任何一方。

    峨山政策研究院的创始人是韩国最大财阀之一，现代重工集团的总裁郑梦准。作为现代集团创始人，使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进行与人才“收割”获得了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

    相比之下，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是更为年轻的智库，该委员会由俄罗斯外交部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部在2010年创办，主席是俄前外长和前国家安全事务秘书伊万诺夫。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一机构具有俄罗斯政府背景并受益于此。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媒体与政府关系干事Anton Tsvetov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成功归因于相对自由的空间。智库在俄罗斯仍旧是新兴的，这使得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俄罗斯也已意识到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全世界的政治系统都开始关注到研究在政策制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随着管理成本上升和透明化成为一种趋势，好的政府都在试图进行基于证据的决策。官僚化的结构需要智库来促进应用型研究，并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提供反馈。”Anton Tsvetov告诉记者，“此外，智库也可以参与到传统机构不便或不会参与的国际事务中去。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可以拿出各种解决国际议题的方案，并传达给相关的政府——即便是同官方机构的方案有所不同，这在存在时间限制的事务中是一种‘走捷径’的方式。”

    Anton Tsvetov介绍说，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立当初，就同俄罗斯外交部、总统办公室以及政府建立了工作联系，因此委员会得以将研究和公众活动聚焦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一些待解的议题上。

    中国的智库

    中国智库有两个桎梏：一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

    我国智库发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李凌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库是一个新兴概念词，中国的研究院在性质上与其相同，中国研究院的发展也已经有60余载。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视为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党政军的智库得到迅速发展。

    李凌介绍说，现代主流智库被称为“活跃性智库”，即拥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固定的媒体关注度，一定的政府决策能力及研究成果的定期发布。

    据悉，目前国内被官方承认的活跃性智库有200-300个，在《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对中国活跃性智库也做过较为详细的统计。根据报告，2013年，全球智库总数为6826家，美国智库以1828家位列第一，中国智库以426家位列第二。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非美国的全球顶级智库第九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均进入前100名。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将我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大类。

    《中国智库报告》称，中国智库呈现典型的集聚发展态势，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从机构类型上看，“国字号”党政军智库和民间智库更加关注国家战略。

    但由于历史沿革和体制原因，民间智库一直是我国智库发展中的“短板”。民间智库尽管近年来有所发展，但在经费保障、项目来源、成果上呈通道、建言献策平台上先天不足。

    在对中国智库的研究中，《全球智库报告》的主持者詹姆斯•G•麦甘指出了两个桎梏因素：一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

    “在研究成果的发布与国际接轨上远远低于国际水平。”李凌坦言。

   发展的契机

    无论是现实需要，还是政策环境，智库发展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机遇期。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经验，需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不过中国的智库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今年7月8日举行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再次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可以说，将智库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中指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对此，李凌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已经有了较强的国家战略意义，从十七大中提出的繁荣发展智库产业，到十八大三中全会上发布的建设一批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化智库。而随着国家开放度的日益扩大，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最终阶段，在政府决策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上都应有智库积极的参与。跟随国家战略意义的指导方针，将地方、高校、科技、新媒体等智库团体逐渐转变成国家重点建设型智库，加强政策参与的程序化进程，并促进各智库间的竞争性与互补性，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参政预政的效果。

    对于日后中国智库的发展，李凌博士认为“虚拟化智库”的数量将逐渐在国内涌现，“如‘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论坛’，这样以少量甚至无研究人员的智库通过信息交换与传播干预政府及外来社会的智库在欧洲发达国家非常普遍。”李凌表示。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咨政启民，伐谋孕才”是目前主流智库所应具备的品质与功能。通过对获取高批次有序的政治参与来协调缓解政府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往来。不仅将研究层面放眼国际，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及中华文化与思想的传播，更是为了孕育储备大量后备人才精英，成立较为健全完善的“人才储备库”。

    同样作为智库“新人”的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也有经验可谈。根据王文介绍，该研究院的课题研究不仅局限与政府及外界社会的课题委托，内部研究院的主观思想与推断，团队内部的协作想法都可以在这里被同步实施。一周2-3日的研究员参加咨询会，通过地方内参来积极有效地参与影响政策制定。这样的管理方式更是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使专家们相邀而聚。

    对于习总书记提出建立一批具有较大影响与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王文指出，不同于智库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外，更要从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在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等5个方面进行深化改革，来创造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运作模式。

    摘自 新浪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