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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知识的位置
投资人要承担远大于“网络经济”时代的投资风险，因为生产的总成本的绝大部分都必须“一次”投入，而后来的整个生产周期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回报期”(或亏损)
▲“生产部门”将主要就是研发部门——每个工人都是方案设计师
▲初期的高投入与后续期间的纯粹回报，是“生物技术经济”与以往一切经济的最大差别所在
▲中国如果不打算放弃即将到来的生物材料经济的超常发展机会，就必须马上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上面的全部讨论引导我们得到“生物-材料”生产过程的三个特征：(1)由于能够把一切不同种类的生产都转化为单一类型的生产过程，基于纳米技术的生产过程将具有极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如此强烈的规模经济意味着不论纳米技术的工艺成本多么高昂，只要生产规模足够大，单位产品的价格就总能够降低到足以与传统生产方式相竞争的水平；(2)基于纳米技术的“生物-材料”的生产过程的总成本的绝大部分将表现为初始成本，因为生物材料的自修复和自适应能力将大大降低生产的初始投入之后的“维持成本”，这一特征与上述“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征是一致的；(3)在“新新经济”里，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将主要投入到研发部门而不是生产部门，因为生产过程只能由微小尺度的机器人来完成。或者说，“生产部门”将主要就是研发部门——每个工人都是方案设计师。
基于上述的三个特征，主要是(2)和(3)，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新新经济”对资本市场和知识活动的要求。其实我们从目前已经在北美和欧洲初步兴起的“生物-材料”经济可以观察到新的资本与知识的活动方式。
大致而言，特征(2)要求投资人承担远大于“网络经济”时代的投资风险，因为生产的总成本的绝大部分都必须“一次”投入，而后来的整个生产周期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回报期”(或亏损)。目前在基因与生物技术领域领先的“应用分子基因公司”(Applied Molecular Genetics，AMGN)，在完全没有任何产品时已经私募了2000万美元，又在其后的5年内三次公开招股，最后，终于在1989年把它的第一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当年营业收入就达到1亿美元，到1998年底，这家公司仅靠这“第一个”产品就在医药市场上创造了年收入14亿美元的业绩。附图是从奥利佛著作中复制下来的，它说明了我在这里讨论的特征(2)，即初期的高投入与后续期间的纯粹回报。在奥利佛看来，这是“生物技术经济”与以往一切经济的最大差别所在。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的资料表明，“新新经济”部门的上市公司的资本规模，不论是IPO还是流通股票总量，通常比“新经济”部门里同样年龄的公司大10倍。这意味着在“新新经济”领域里投资的风险要比在“新经济”领域里的投资风险高得多，从而投资人对金融市场和相应的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的要求也高得多。这进一步意味着，当家族公司难以支持“新新经济”的发展时，亚洲各新兴金融市场将面临比欧美成熟金融市场严峻得多的挑战。换句话说，当资本规模增加了十倍时，“新新经济”的企业将以十倍的速率向成熟的、规模大得多的金融市场聚集。
现在讨论特征(3)的含义，我相信这是对我们国内的各种现存机制最具挑战性的“新新经济”特征。这一特征意味着，那些进入“生物-材料”领域的企业将直接从大学生或研究生中“招工”。即便在目前的“新经济”里，例如在光纤设备制造业，所谓“工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而是能够熟练操作光学仪器并且懂得相当高深的光学原理的“师傅”，或者干脆些说吧，他们许多都是曾在国内大学教过课的教授们。据我所知，也正是因为太缺乏这样的“教授工人”，美国的光纤设备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
目前的生物技术企业的资料表明，在那里就业的“工人”大部分必须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后”资历。要知道，这些企业为每名“工人”投入了每年10万美元以上的研究开发资金，并且指望着达到平均50%的回报率呢。
为缓解人力资本的匮乏，目前在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生物技术公司直接与主要大学的基础研究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著名者包括Genentech(基因技术公司)和Monsanto。大致而言，大学负责基础研究，它们从生物技术公司那里拿到大笔的研究资金(通常以百万美元为项目经费的“单位”投入)，生物材料技术公司负责研究开发和市场预测，然后他们再把新技术转让给拥有庞大市场份额和更容易获得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老牌制药公司(技术转让，有时或更经常地，是以公司“并购”方式来实现的)。加州大学系统仅1996年当年就从药品专利转让获得6300万美元收入。当然，大学投资也有亏损的时候，波士顿大学眼看着自己的9000万美元基金在几年内缩小到400万美元。因此，大学领导者更愿意与研发公司合作，包括最大的制药公司如Merck和Pfizer。
在世界地图上，按照分布密度和研究力量排列，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1997年美国有1710个研究中心，加拿大有409个，欧洲有500个，以色列有72个，日本有170个；然后是韩国，只有1个政府研究中心，但其研究成果已经为世界同行瞩目。中国之大，1997年只有3个这样的研究中心，与印度尼西亚一样；而在马来西亚，这样的研究中心有12个，在菲律宾有2个，香港有4个，印度有2个，巴基斯坦1个，古巴6个，墨西哥1个，阿根廷21个，智利1个，巴西7个，特利尼达和多巴哥1个，新西兰40个，澳大利亚154个，肯尼亚1个，埃及1个。不妨认为，这样的地理分布大体上反映了生物材料技术的人力资本分布状况。当然，基因和生物技术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态度，因为它涉及广泛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由于基因、生物、纳米技术的人力资本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学教育以及以大学为研究基地的基础研究便显得格外关键。而且，在这一领域里，综合性大学(特别是有附设医院的大学)的临床和研发优势日益突出。以美国为例，在这方面领先的大学是：哈佛、霍普金斯、康奈尔、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纳米技术)、纽约州的西拉丘斯大学(生物计算机技术)。
中国如果不打算放弃即将到来的生物材料经济的超常发展机会，就必须马上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让我继续引述奥利佛的话作为本篇文章的结语：在工业时代，我们征服了空间；在信息时代，我们征服了时间；现在，通过“生物材料”时代，我们将征服物质本身。
资料：波浪理论预测2012年大限
在半个世纪以前，股票分析家埃略特提出了“波浪理论”，这一理论可以从往前推溯几百年前由意大利数学家菲波纳西所发现的兔子生殖规律，埃略特以这一理论对股市作出惊人准确的预测。事后，人们认识到，埃略特的分析技术其实就是混沌理论的所谓“分型(fractal)”在股票市场上的运用。
埃略特推断，人类30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作三个上升的阶段和两个下降的或“调整”的阶段：(1)1776至1850年是第一个上升的阶段；(2)1850至1857年是第一个调整阶段；(3)1857至1929年是第二个上升阶段；(4)1929至1942年是第二个调整阶段；(5)1942至2012年是第三个上升阶段，也就是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个波浪——第五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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