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３０周年。３０年前我参与了将科技企业孵化器理念引入我国的工作，之后，我积极参加了国际化的推进工作，经历和见证了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所取得的骄人成就，深有感情。

今年４月，为纪念这段奋斗的历程，科技部火炬中心编辑出版了《中国创业孵化３０年》一书，书中也将我与孵化器的故事写入了《专业敬业的中国孵化器人》一节里，称我为“３０年孵化器渊源，国际化的推动者”。我为中国孵化器３０周年活动提供了许多历史性相片和文件相册，供编印纪念画册选用。我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为纪念中国孵化器建设３０周年拍摄制作的纪录片的采访，同时，还应邀参加５月１０－１１日在成都举行的２０１７国际创业孵化峰会。在峰会期间举行的中国孵化器３０年创享会上，新老孵化器人激情满堂，我也被邀上台讲了自己的感受。在国际孵化专场上，会场大银幕播放了采访我的祝贺词，我还会见了许多中外老朋友。这一连串的活动，使我这８７岁的老人感到振奋和欣慰。早在２００７年在武汉举行的纪念中国孵化器２０周年大会上，中国高新区协会创业中心专委会已授予我“中国孵化器事业先行者”称号。这是我一辈子为我国孵化器事业出过一份力，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见证。

在此喜庆的日子里，往事历历在目。我结合自己参与的一些工作，梳理了一下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国际化的历程。

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国际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学习开创阶段（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 

３０年前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的开端有两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孵化器”理念进入中国。１９８７年５月，我任国家科委国际科技合作局局长时，安排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基金主任、企业孵化器专家鲁斯坦.拉卡卡（Ｒ．Ｌａｌｋａｋａ）会见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拉卡卡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在新技术“孵化器”方面的发展情况，并提议由联合国科技基金资助对中国建立这种机构进行可行性研究。宋健当场表示中国有兴趣进行这种尝试，并交由合作局联系安排，这就是在我国政府层面将科技企业孵化器理念引入我国的开端。会后由我与拉卡卡具体商议，并于１９８７年底签订协议，由联合国资助，成立进行可行性研究课题，由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董桂兰同志负责，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提交了可行性报告，并附有在若干地点建立创业中心的可行性案例。同时对国外科技企业孵化器做了调研，于１９８８年５月汇编了《欧美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资料。

第二个标志是１９８７年６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成立，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

１９８８年８月，我国火炬计划开始实施，提出建立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之后，经过火炬计划的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开创建立起来。１９８９年３月，国家科委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创业中心主任培训班，培训了第一批管理人员。此后在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间还多次召开创业中心工作会议，发布有关指导性文件，并开始派创业中心骨干分批先后赴芬兰和英国进行蹲点培训实习，同时还组织代表团出国考察，学习外国已有的经验。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ＰＥＣＣ）科技组在上海举行了科技工业园研讨会。研讨会上，９个国家地区作了１２个案例报告，北京中关村、深圳和上海漕河泾科技园作了报告，美国介绍了硅谷经验。宋健在主旨发言中指出科技园在技术孵化和成果转化的功能。会后，国家科委火炬中心将外国孵化器案例编译成中文，供学习参考。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科技园区国际会议，可谓孵化器国际化的前奏。

１９９４年，天津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袁环率团出席美国国家企业孵化器协会年会并作报告，这是首次在外国国际会议上介绍我国孵化器的发展情况。他还组织主持１９９５年９月国家科委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天津举行的国际创业中心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孵化器国际会议，拉卡卡出席此次会议，也就在这次会上提出了组织国际企业孵化器的设想。

二、探索交流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１３年）

以开展国际企业孵化器（ＩＢＩ）建设试点为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

１９９６年８月，国家科委火炬中心和国际科技合作司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小企业发展高级顾问拉卡卡等参加下，组成专家组对国内一批创业中心考察后，选择苏州、北京丰台和重庆创业中心为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以后扩大包括天津、武汉、上海、成都、西安创业中心，国家科委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批准这８家为试点单位。１９９７年７月火炬中心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国际企业孵化器工作会议，汇报研究了８家试点单位的进展，并在１９９７年９月发布了《关于建立国际企业孵化器工作意见》，提出了ＩＢＩ性质、任务、标准和管理等。以后又增加了广州ＩＢＩ，形成了全国９家ＩＢＩ的格局，作为开展国际化工作的排头兵。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为国际化工作作了探索，打下了基础，进行了国际交流，主要开展了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１． 举办“中国国际企业孵化器网络年会”

为加强国际企业孵化器之间的联系交流，在１９９７年７月西安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国际企业孵化器网络，每年开一次年会，定位为交流孵化器国际化经验，促进国际合作。年会由火炬中心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主办，９家ＩＢＩ轮流承办，后期还吸收有兴趣的孵化器参加，有时邀请外国和港台同行参加介绍经验，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平台，起到了“交流经验，沟通信息，探讨问题，提出建议，联络感情”的作用，很有凝聚力。

２．构筑５个国际培训基地

我国举办创业中心的成就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有关国家的好评，他们建议我国帮助培训外国企业孵化器管理人员。经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和火炬中心会商后，向国家科委申请将“企业孵化器管理人员国际培训班”纳入我国援外技术培训计划。自１９９８年起，由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司主办，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和科技部火炬中心协办的培训班，我在参加上海ＩＢＩ的漕河泾创业中心首办取得经验后，先后利用上海、北京、西安、广州、武汉ＩＢＩ为承办单位，构筑了东南西北中５个国际培训和研讨基地，成为国际化工作的突破口，创出了品牌。培训班有综合性或专业性的内容，至今上海、北京还在举办，没有中断。我们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不少企业孵化器骨干，同时也培训了我们自己的国际化人才，建立了合作关系，促进了技术贸易活动的开展。

３．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

参加国内外有关国际会议是重要的交流方式，有代表性的如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科技创业培育会议，我们７家孵化器介绍了创办和运行经验。２０００年４月，结合上海浦东开发１０周年，科技部与上海市和有关部门联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上海举办了世界企业孵化器与技术创新大会，２９个国家和地区近５００人参加，宋健、徐匡迪、朱丽兰等出席作报告。大会期间还举办了我国孵化器成就展，并发表《上海宣言》。我与国际科学园区协会（ＩＡＳＰ）主席Ｐｅｔｅｒ Ｗｈｙ共同主持了“２１世纪企业孵化器组织发展”分会。会上拉卡卡作了中国孵化器发展报告，称可供发展中国家参考。

２００２年我国参与发起了亚洲企业孵化协会（ＡＡＢＩ），２００６年起上海ＩＢＩ主任王荣任第三届主席。迄今我国主办多次年会，秘书处设在上海，我与拉卡卡任过一届高级顾问。

这时期世界企业孵化器已增至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家，呈上升势头，大体北美、欧洲和亚洲各占１／３，我国占亚洲一半。企业孵化器已组成全球性、区域性和全国性组织。我国有关高新区和孵化器作为会员参加了国际科学园区协会。该协会建立了北京办事处，我国多次任亚太分会主席。协会在我国举办的年会上，关注聚焦企业孵化器是主要内容之一。我国孵化器还参加了美国国家企业孵化器协会（ＮＢＩＡ）、欧洲企业孵化器网络（ＥＢＮ）等组织，参与他们的活动，这些也都提升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４．开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工作

在“引进来”方面，已取得较好的进展，如建立留学生创业园是我国一大特色，发挥了很好作用。国内部分城市、高新区、创业中心和高校与国外在华企业或机构合办企业孵化器和科技合作园，以俄、韩、日、新加坡、东欧和中亚为主，并引进国外孵化器和中介机构，吸收外国创新企业和研发机构入驻。有的还通过双边、多边关系，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如上海企业孵化器网络与法国蒙波利埃大区孵化器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广东省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建立的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等。它们都采取“哑铃型”合作模式，组织双方单位参加。２００６年欧盟批准在成都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建立欧盟项目孵化中心，有欧方机构和企业入驻，并多次成功举办欧洽会。

在“走出去”方面，在国外举办海外科技园（海外企业孵化器）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研发机构“走出去”搭建平台，为引进人才和技术建立桥头堡，也是对外联络的窗口，是科技经济界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进国际化的重要措施。２００３年９月科技部颁发《中国海外科技园试点工作指导意见》，随后先后批准和支持在美、俄、英、新加坡和奥地利办了６个海外科技园试点。

５．进行国际化软科学研究

随着孵化器国际化进程的发展与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相应地进行了软科学研究，开展调研，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思路和建议。我自己曾多次主持了孵化器国际化的课题研究，如１９９６年刚设立国际企业孵化器时， １１月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联合有关单位，由我主持在北京丰台创业中心首次探讨国际企业孵化器的特性、内涵和运作等。之后，经国家科委批准立项，我负责组织完成了１９９９年的《我国国际企业孵化器建设研究》和２００５年的《促进我国企业孵化器国际化》课题。我一直主张企业孵化器国际化工作要融入到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中。２００１年１月颁发的《“十五”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就明确提出科技创业中心应该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和基地，以后历次国际科技合作发展规划纲要都包含有这方面内容。

国内一些地方也结合当地的发展进行国际化的研究，如北京海淀园区一直十分重视孵化器国际化工作，先后开展了科技型企业“走出去”一站式服务试点、设立国际化专项政策和资金、建立ｉＢｒｉｄｇｅ网络平台对外宣传，取得了很好效果。

在这个阶段，我国在企业孵化器事业上已探索了不少经验，如推行“苗圃＋ 孵化器＋ 加速器”、“创业导师＋ 创业投资＋ 专业孵化”、“一器多基地”、“整合政、产、学、研、金、介、贸、媒多方资源”等发展模式，构筑了ＡＰＥＣ和两岸三地跨国跨区等网络。相应孵化器国际化工作也取得可喜成绩，达到可对外进行交流和培训外方人员的水平。

至此，我国企业孵化器数量世界第一，孵化面积世界第一，入孵企业数世界第一，孵化硬件水平世界一流，已跻身于全球孵化器大国行列，但需要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从综合性向专业化的发展，从硬孵化到软孵化的提升。孵化器建设前一阶段的成就集中反映在纪念中国企业孵化器２５周年时和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武汉建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博物馆中。我在２００１年编写的《科技外交生涯四十年》回忆录中《促进企业孵化器国际化》一节里也做了详细记载。

三、“双创”并跑阶段（２０１４年起至今）

以２０１４年６月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揭幕，同年９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草根创业”，到２０１５年１月“众创空间”出现，同年３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为标志，我国企业孵化器事业进入“双创时代”。

但在这个阶段开始时，由于对传统和创新型孵化器，实体和虚拟孵化器，以及众创空间的概念、功能等界定不清，加之有的众创空间片面追求数量面积，服务水平低下，同质化严重，一度曾造成思想混乱。

经过这两年的优胜劣汰，澄清实践，并加强了规范管理，至今已逐步理清明确“众创空间（苗圃）＋ 孵化器＋ 加速器＋ 产业园”的科技创业孵化链条。到２０１６年底，我国有众创空间４２９８家，科技企业孵化器３２５５家，企业加速器４００余家，国家高新区１５６家，打造了接递有序的服务链条，形成了从创意到产业的双创生态，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孵化体系。

这阶段在“引进来”的方面和国内出现一些新的发展动向：

１．国企、大型民企、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创办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如中国电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腾讯、中航、中车、海尔、联想、长虹、苏宁、百度、阿里、北航、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安光机所等。

２．跨国公司和外企在华独办或合办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如微软加速器在中关村孵化了３００个项目、英特尔在全国办了１２个众创空间、北京中德法合建高创天城国际企业孵化器、上海跨国公司在张江成立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器等。

３．一些国外知名的孵化器来华独办或合办孵化器，带来新理念、新模式。如美国Ｐｌｕｇ＆Ｐｌａｙ、欧洲ＳＢＣ、亚马逊、芬兰Ｓｌｕｓｈ等。

４．建立孵化器联盟，共享国内外资源，形成合力，联合开拓国际化工作。如在今年５月举行的成都国际创业孵化峰会上宣布成立的“国际创业孵化联盟”就是由上海创业中心、瀚海、启迪、太库、天府新谷、杨浦科创中心、成都欧盟项目创新中心与美、英等９家孵化器发起组成。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先后成立众创空间联盟。

５．部分城市构筑创业街区，营造社会“双创”气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科技合作。如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及其入驻机构３年来孵化创业团队１９００个，其中海归和外籍团队２２２个，并联合国内外企业共建创新联盟、 开放实验室。其他还有成都菁蓉国际广场、深圳湾创业广场、苏州金鸡湖创业长廊、浙江特色小镇等。

６．有的孵化器不纯为初创若干企业服务，衍生发展为某个新的细分产业链提供孵化服务，整合国内外资源，构成垂直孵化器。有的进一步伸展，选定一个专业，按“实体孵化器＋ 创投基金＋ 国内外专业团体”的模式，构成产业孵化器，作为地区特色产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如太库香河人工智能、机器人基地，太库固安新材料、智能汽车基地。

７．中外合建科技园继续发展。如中以常州高新园、中德江苏太仓先进制造国际创新园、中德专利技术（宜兴）产业园、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

８．利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作为双创的抓手和平台，发掘创新理念，催生新技术、新模式，对接金融资本，并推向国际，促进国际创新资源流通合作。如２０１７年上海赛区就首次设立“外国人创业在上海”专场，６月在江苏举办中德青年双创合作交流周，并将举行中俄创新企业竞赛，建立“中俄创新之桥”。

９．创业孵化体系与国际技术转移体系正在相互结合衔接。

１０．由于适合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化融资体系还不完善，所以有的孵化器纷纷独资或合资建立自身的投融资机制，有的孵化器本身也是一个创新企业。 

在“走出去”方面，我国孵化器建设在国外设点也开始了第二轮试探，其共同特点一是民营企业唱主角；二是与金融资本结合，有的合资建立孵化和风投基金；三是选择在创新活跃的地点，对接国际技术、人才、资本和市场资源；四是在国内有强有力的主办单位，前后方构成进出双向流动桥梁；五是得到政府和高新区的支持，可以说是“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金融相结合，政府作支持”的理念。如近年来清华科技园、瀚海集团、车库咖啡、西安、成都和上海漕河泾高新区等在美国硅谷建立孵化器，北京瀚海、上海杨浦和成都天府新谷３家在美国波士顿共建的中美企业创新中心，武汉东湖创业中心在比利时建的中比科技孵化器，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在以色列合建的以中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中国科协在比利时新鲁汶科技园建的中比科技园，中国在澳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的火炬创新园区，中国在南非合建的中国南非科技园等。瀚海集团几年来已在美、加、德建了８个孵化器，清华启迪在美、韩、俄、日建了孵化器，西安创业园在美、德、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建了孵化器，上海杨浦创业中心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建波士顿企业园，还在伦敦建了工作平台。

又如太库科技创业公司自２０１４年成立以来，与华夏幸福资金合作，提出“全球技术—太库加速—中国创造”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理念，两年内在６个国家１６个城市建立孵化器，特别在全球创新最为活跃的硅谷、特拉维夫、赫尔辛基、柏林和首尔布点建孵化器，自成网络，使国内外创新资源跨区、跨国流动整合。以上都是用全球视野来推动国际化工作，正在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尚待跟踪关注和总结，使“走出去”工作健康地走上一个新台阶。

经过３０年的奋斗，我国孵化器事业在世界上已从学跑、跟跑进入并跑阶段，结合国情特点不断创新模式和机制，为国际孵化器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成都举办的２０１７国际创业孵化峰会就是一个标志。在新落成的“中国—欧洲中心”大厦举行的此次峰会，有２０个国家近８００人参加，中外同台交流，经验资源共享，促进互利合作。正如李克强总理贺信中所表达，“中国愿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形成创新合力，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万钢部长在主旨发言中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在世界范围优化和配置资源，开展离岸孵化和跨境加速”。我们要从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向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提升，孵化器向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网络化、市场化发展。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更好的创业孵化环境，孵化器事业正面迎良好发展机遇期，我国国际外交的有利形势，也为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我国在今年５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启动了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四项行动，被写入论坛成果清单，而科技园区合作已列入论坛联合公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高新区和孵化器所取的成功经验有着强烈的兴趣，会议期间科技部与白俄罗斯、蒙古和匈牙利就科技园和孵化器合作达成协议。科技部《“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就提出引导和鼓励我国高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动对接，并协助沿线国家建设一批符合本国特色的高技术产业园区。鼓励科技型企业在沿线国家创新创业，开拓国际市场。我们要乘势而上，将这方面作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的重点，并争取把对他们孵化器人员培训纳入我国５年内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５０００人次科技、管理人员和安排２５００人次青年科技人员来华短期学习工作的计划中去，这将是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此外，我们还要借助各种双边多边科技合作协议，近年来与美、英、俄、比、澳、以色列、欧盟等建立的“创新对话”机制和科技外交官网络渠道，以及发挥中国技术创业协会、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和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等社团横向联合和对外渠道作用，拓展孵化器国际化工作。虽然当前国际关系存在不少不稳定因素，但国际科技合作是建立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存在利益驱动特性，我们孵化器国际化工作要抓住有利时机，按“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的精神开展一个新局面。

今天，我们纪念我国孵化器发展３０周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孵化器人一代一代干出来的，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这种敬业和创新精神，不忘初心，孵化器要孵化企业、孵化企业家，继续学习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勇于探索实践，扎实地将孵化器事业推向前进，为我国实体科技经济做出贡献。

面向未来，我们满怀信心，我国正向孵化器强国迈进！

吴贻康  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名誉顾问。曾任原国家科委委员兼国际合作司司长。先后任驻瑞士、英国科技外交官，驻美公使衔科技参赞，联合国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科技组中方主席、亚洲企业孵化协会高级顾问。原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会长、名誉会长。

摘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