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王晓红认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既是我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国内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既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也符合国情实际。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提高服务业开放水平对提高服务业的增长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尤为关键，也是稳就业、稳贸易、稳外资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2018年版全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这为扩大服务业开放创造了有利环境。但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服务业开放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因此，服务业既是对外开放的重点也是难点。一是服务业开放水平还不适应世界服务业开放的总体形势。二是营商环境是影响服务业外资发展的关键因素。三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四是事中事后监管创新不足。

摘编自《光明日报》

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 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8-10-16 05:1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既是我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国内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既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也符合国情实际。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提高服务业开放水平对提高服务业的增长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尤为关键，也是稳就业、稳贸易、稳外资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2017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954.4亿美元，占总量的72.8%；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813亿美元，占总量的67.7%；服务贸易进出口额6956.8亿美元，连续4年保持全球第2位。2018年版全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这为扩大服务业开放创造了有利环境。但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服务业开放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因此，服务业既是对外开放的重点也是难点。

一是服务业开放水平还不适应世界服务业开放的总体形势。在服务业外商投资准入方面，201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62个主要经济体的外资准入限制性指数，我国综合评价居第4位，其中服务业高居第2位，说明服务业开放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也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二是营商环境是影响服务业外资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比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更具吸引力。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需要加快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政策配套体系来引进海外人才，等等。

三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服务业开放涉及多个部门，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仍是难点。而且，在海外投资体系中缺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机制。服务业对制造业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四是事中事后监管创新不足。总体上看，目前的监管水平还不能适应服务业开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全产业链、全流程、全覆盖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多头管理比较突出，随着跨境电商、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全球价值链高度依存、高度分解的今天，哪个产业开放程度高发展相对就快，国际竞争力就强；哪个产业开放程度低发展就相对慢、竞争力就差。当前，我国的产业开放优势正在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在产业基础、人才结构、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服务业开放的优势和充分条件。2017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32亿元，占GDP的比重51.6%，预计未来几年服务业占GDP比重每年大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为服务业开放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2017年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2753.6万人，在校研究生263.9万人。截至今年6月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4024万公里，移动宽带用户总数12.6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8.32亿个，移动通信基站624万个。庞大的知识人才规模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我们吸引新兴服务业的优质外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为此，应遵循“安全高效、多元平衡”的原则，以服务业开放为主线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完善与服务业开放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继续发挥外商投资在人才、技术、知识、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外溢效应，促进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通过开放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共同构成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竞争新优势。

第一，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深化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培训。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及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推动人员往来便利化，完善引进海外专业人才的移民制度及就业、医疗、子女上学等服务体系。探索个税减让政策，让外资“引得来、留得住、能发展”。

第二，完善外资审查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以国家安全、产业安全、市场公平竞争为导向，完善与负面清单管理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将外资纳入国内产业体系的框架统一管理，对外资企业合规经营、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依法监管。提高监管信息化水平，推动全流程监管、大数据监管、智慧监管等新模式。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部门信息共享、执法互助。

第三，完善跨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服务业开放涉及领域多、政策体系复杂，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尤其是在制定相互衔接的法律法规和促进政策，建立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全覆盖的监管体系，以及开放风险评估、开放路径与时间表等顶层设计方面要注重协调并进。

第四，建立服务业和制造业走出去的协同联动机制。近年来，我国制造企业在东南亚、中东欧、非洲等“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卓有成效，应利用制造业境外投资、设立境外产业园区的机遇，带动金融、法律、财务、信用评级、技术服务、知识产权、市场营销等服务机构跟随性投资，在为境外企业保驾护航的同时扩大服务出口。

第五，鼓励试点试验地区加大探索创新力度。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区大胆探索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新机制、新路径和新模式，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尤其是在营商环境建设、服务贸易发展、监管模式创新等方面先行先试，不断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继续深化北京扩大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发挥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推动服务业开放的体制机制创新。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16日 15版）

【李洪雷：以政务诚信带动企业诚信经营】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李洪雷指出，政府公信力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通过彰显政府公信力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诚实守信，推动企业诚信经营。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将法律法规关于企业监管的规定转化为实际治理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公信力表现为执法公信力。如果执法不严，一些企业违背诚信原则的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和惩戒，就会出现守法者受损、违法者获利的情况，进而导致“破窗效应”。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克服懒政、庸政、怠政，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对那些利欲熏心、逐利枉法的企业敢于亮剑，让其依法受到惩治、付出代价。

摘编自《人民日报》    

【余双彪：法律的理性是人类超越情感又合乎情理的最佳选择】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余双彪表示，法之下，情有度。理性司法，必须把握好天理、国法、人情。古今中外，法律适用上，法、理、情都是司法官员在办案中必须斟酌衡量的最重要因素。法律不外乎人情，中国古代允许官员一定程度上根据儒家释义来适用法律，根本上说也是如此。一些至今仍被民众所津津乐道的司法处断，很多就是根据常理、伦理、道德作出的，所谓春秋决狱就是明证。如果法律的处断背离了常人的思维，背离了一般人的价值观，背离普罗大众的认知，那即便是所谓的“理性”处理，也并非理性司法应有之义。媒体热议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例包括近年来社会热炒的一些案件，正是源于此。与此同时，法律不能止于人情。法律本身就是理性认识的产物，法律的理性延伸了司法理性，法律的理性可能带有机械的成分而一定程度上难以为人情所期待，但是从历史的变动和时光的流逝中，最终将证明法律的理性是人类超越情感而又合乎情理的最佳选择。即使后续的情理判断颠覆了之前的理性处理，也要立足当时的时空、场域、条件进行衡量。

摘编自《检察日报》

【李志勇：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志勇指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要靠组织优化工作环境，加强保障，去除干部思想顾虑、激发担当精神，又要靠党员干部自觉培育优良作风，脚踏实地干事。概括说来，可以概括为五方面，第一，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内在动力。需要锤炼过硬的政治素养，激发顽强的实干精神，强化推动发展、为民服务的责任感、使命感。第二，掌握工作方法，提升能力水平。要认真学习掌握新时代推动改革发展的基本方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营养。第三，坚持实事求是，注重求真务实。要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第四，优化办事流程，明晰工作标准。去除重复的、不必要的部分，合理安排工作顺序，简化工作程序，确保实现结果。第五，完善激励约束，建立长效机制。使党员干部从被动应付、畏首畏尾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冲到一线带头解决矛盾和问题，带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杨起予：改革开放40年收获的重大成果是一条道路、三大启示】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杨起予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看这段历史，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开辟了一条道路、收获了三大启示。一是实践探索与基层力量。与改革的起点同样受到关注的是开放的起点。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是在实践中探索完成的，并与认知相连结，促成认知的深化。二是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第二次思想解放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固化和思维惯性。两次思想解放逐步把人们从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然而，过去的经验并不一定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来源于实践并最终用实践来检验。三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改革是一个艰难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实践改变认识的过程。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顶层设计”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后才正式传播开的。它反映了实践所达到的新的认识程度和理论化程度。作为实践和认识相统一的成果，“顶层设计”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摘自《光明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