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有人担心，用道德去支撑经济发展，甚至让道德帮助赚钱，是将道德工具化甚至亵渎了道德。其实不然，道德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际和谐，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离开了具体的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效果，谈道德的觉悟等都只能是空谈。

经济一定是内含道德的经济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应该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即在本体论意义上，经济一定内含着道德，经济与道德共生共存。换句话说，没有道德视角，经济是不可能被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的，同样，没有道德理念和道德手段，经济建设也将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且没有生命力的。畸形经济一定是忽视道德甚或道德缺失的经济。

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切入展开研究，而这些商品在马克思的眼中不只是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用来买卖的劳动产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同时也说明，道德能以其特有角度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道德是一定经济制度或一定经济力量兴盛的重要推动力量。

道德乃经济发展的特殊力量

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换句话说，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先进的劳动工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由“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构成，而没有人及其观念导向作为“精神生产力”或“主观生产力”，生产力将是“死的生产力”，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精神生产力”或“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资本的理性、科学运动及其价值增值需要道德

经济发展中资本理性、科学运动的一个直接目的是价值增值，而作为物质和精神资本的价值增值不能没有道德要素。资本总是在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中运作并实现增值，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三个方面。

一是好产品决定于“道德含量”。企业要获得更多利润，产品质量是关键，它决定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速度，进而影响企业利润的实现及其增长，并直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通常企业的产品设计和产品质量受制于科学技术、社会文化和道德等因素，其中道德决定产品的价值指向和人性化程度等，这是产品质量的灵魂。忽视甚至排斥人性关怀等道德要素，产品的技术含量再高也不会受到用户的欢迎，因为这样的产品往往实用度和耐用度低。

二是产品成本决定于劳动者的道德觉悟。企业要获得更多利润和效益，缩短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降低成本是关键，这其中，道德同样起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在企业的产品制造过程中，谁缩短了单位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即单位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谁就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这需要企业营造和谐的氛围，进而可以因和谐协作精神而减少无谓的摩擦消耗和时间的浪费，有效缩短单位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提高市场信誉度决定于道德经营。企业的社会信誉度是企业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并获取更多利润的源泉。然而，企业的信誉度的提升要靠提升道德水平。一个不讲道德的企业是注定要失败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道德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今天的资本理性、科学运作已不只是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专利，道德也不仅仅体现在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精神要素或精神作用上，互联网把现实世界生产和销售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电子化”或“虚拟化”，互联网经济或物联网经济，以至于智能经济，改变着人际关系和人际利益关系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使得信誉、公正、平等、理性等道德要求成为利益和利润多寡的重要原因。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道德作为资本要素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可以说，不讲道德就不要想赚钱，要赚钱就必须讲道德，社会将毫不留情地随时葬送任何道德缺失的企业。这也说明，道德也是资本。当然，说道德是一种资本，并不是要从道德上来粉饰资本、美化资本，甚或使道德沦为资本增值的伪善工具，而是强调道德可以而且应该为获得更多效益和利润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而且，事实上，道德一方面可以成为资本的盈利手段，另一方面却是对资本作“内在评判”。前者是强调在正当意义上获取更多的利润，后者是指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提升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内在地成为约束资本负面效应的力量，也即对资本的“内在评判”。

企业家道德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引领

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企业的发展，而企业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企业家的道德素质。大凡发展顺利的成功企业，都有一位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的有头脑有境界的企业家。

第一，爱国情怀是企业家办好企业之本。办企业、赚利润为的是富国强国，国家强大了，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可以享受尊严、实现“乐活”。进而，企业的发展更有保障，企业的前途更加光明。

第二，担当社会道德责任是企业家办好企业之根。企业发展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效益，然而，企业家坚持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到服务的全过程对社会和用户负责，是企业获得社会赞誉和顾客高回头率的重要依据。一个没有责任心甚至坑害社会和顾客的所谓企业家，其行为只会把企业引向死胡同。

第三，人本管理是企业家办好企业之源。企业要获得更多利润，靠的是企业员工的忠诚和努力，这就需要企业家拿出同样的“道德努力”。一方面，要坚持人格平等，企业家首先应该从尊重员工入手，在努力为员工服务的同时，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变“管理全员”为“全员管理”，即企业家的管理目标、管理内容、管理方法和手段是全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企业实际是在全体员工的思想观念引导下运作。同时要让企业员工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进而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发展的工作中去。另一方面，要坚持利益公平，应不断增强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员工认真地投入工作，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再一方面，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作为企业领导，一言一行要体现崇高的道德境界，要求企业员工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关键时刻、艰难时刻甚至危险时刻，企业家应该冲在前面，以实际行动有效带领企业员工紧跟经济发展大势，实现物质、精神和社会、企业、个人的双赢或多赢。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26日 15版）返回光明网首页

培育商业伦理精神

2018-11-26 03:3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一

商业伦理精神的培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破除所谓的“商业无道德神话”，改变“利润至上”的商业环境和商业观，塑造“价值优先”的商业文化。

“商业无道德神话”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商业行为与道德无关。商业活动无需考虑道德问题。对企业来说，追求经济利益才具有实质意义，谈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这种说法尽管有违人们在直觉上的道德感，但它却是商业社会中“牢固的成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既是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不自觉的辩护者，同时也自然地借由这种理论造成的实证结果得到辩护。为了破除这一根深蒂固的“业界神话”，近半个世纪以来，商业伦理学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中苦口婆心地争辩着“企业为什么要讲道德”的理由和“企业如何讲道德”的方法。但实事求是地说，商业伦理学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伦理学家们提供的各种理由和方法，而是因为屡屡发生的企业失德行为一次比一次危害大，一次又一次突破社会道德的底线，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追求经济价值的意义，不得不在更高的价值层面上重新评价和规范商业行为。

历史地看，现代商业社会不自然的“无道德”特征是与现代商业文明起源于伦理观念这一事实和传统背道而驰的。在现代商业文明发起的源头，伦理观念不但孕育了新的商业精神，还通过这种商业精神带来了持续而稳定的商业繁荣。有趣的是，大约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里，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欧洲。

二

明清之际，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阶层缔造了中国社会一度的商业繁荣。而在背后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恰恰是被称之为“贾道”的伦理观念。有学者指出，明清之际的商人大多原是儒生。“弃儒就贾”后便不自觉地把儒家的义利观念带入商业活动，渐渐有意识地生发出作为“道统”之一的“贾道”。王阳明讲“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时代，说的就是商业活动被纳入“正统”、经商也被视为“正道”的年代。正是带着经商也是“弘道”的信念，明清之际的儒商不仅有着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事业心，还乐于承担一切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如编族谱、建宗祠、设义庄、疏通河道、开路修桥、建书院寺庙等，甚至连属于士的阶层所做的文化事业如整理文献和刊行丛书也乐此不疲。儒商的种种义举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政府的褒奖，在“若有德业，则为铭文”的感召下，他们愈发看重自己的名德。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西方社会经历了宗教改革。基督教世界摇摇欲坠，世俗世界的兴盛伴随着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崛起。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正是在加尔文宗诸派宗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感召下，大量的清教徒投身商业活动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赚取了“第一桶金”。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可称之为禁欲主义天职观，即从事商业活动不再是低贱的行为，而是符合上帝要求、为上帝劳作的天职。

不难看出，无论是明清商人的“贾道”理念，还是欧洲清教徒的“天职观”，它们之所以能成就一种商业文明或塑造一种商业精神，关键就在于它们能把个体的经济行为和某种公认的崇高价值结合起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使人获得超越性，形成了一种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个体既获得了超越自身利益的自我认同，社会也从中受益并对个体进行良性反馈。相反，如果经济行为的动机是单纯的自利，而社会成就评价只是建立在效果主义基础上的福利标准，那么个体和社会之间就不再是一种相互推升的递进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掣肘的制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走出“商业无道德神话”的困境，就要在根本上实现个体行为动机与社会成就评价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如果只是强调在个体层面改善行为动机而不调整社会成就评价体系，那么道德的个体就有可能在社会压力系统下面临“劣币驱除良币”的道德风险。如果社会成就评价的调整不能起到改善个体行为动机的效果，那么，再好的评价系统也会流于形式而无人问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良性互动不但在说理层面和社会教育系统内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视野吸收对方有益的东西，更需要金融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一切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通过一定的机制、措施、路径把这种良性互动现实地建立起来并一直推动下去。这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就是所谓的伦理法。按照黑格尔的概念，它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自在自为的法。只有在这种法的形式中，才能形成作为共同存在方式的伦理精神。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说，人类之所以能在进化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我们这个物种在大约7万年前经历了一次“认知革命”。这场革命使人类行为的价值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从此，人类开始借助对共同东西的想象发动大规模的集体协作。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能动的共同东西就是最初的伦理精神。“贾道”也好，“天职观”也罢，甚或是正义、平等这些伦理观念，它们并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人类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产物。但正因为这些观念成了伦理主体，人类才可能通过这个纽带把自己和他者联系起来并按照可通约的精神世界确认自身并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伦理精神就是自我意识的共在状态。在伦理法中，这种共在状态使每一个自我既是独立的个体，同时又与他者成为一体。在一个没有伦理精神的生活世界里，人们就不可能形成价值共识，也不可能按照共同的价值标准理解是非判断。这样一来，每个人也就只能看重并固守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最终后果必将催生原子化的社会。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能在商业生活中重塑伦理精神，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就感、职责感、荣誉感、诚信精神、工匠精神、敬业精神这些带有超越性质的价值诉求。

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商业伦理精神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以开发社会成就评价工具为抓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职业伦理建设，通过评价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组织经营管理过程和组织文化，在各个层面改善组织管理的伦理质量。其二，开展面向行动的职业道德培训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把规范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心理学知识转化成以行动为导向的分析框架和测度工具，摆脱以往僵化的道德说教模式，开发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道德培训方式。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更愿意把资本投向那些富有社会责任感并重视组织文化经营的企业。换句话说，他们更愿意去投那些“有道德的企业”。长远地看，许多这样的战略性投资最终并没有让投资人失望。这些投资不但给投资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在客观上产生了不小的社会效益。这说明，重视商业伦理精神的培育，完全有可能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