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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的矛盾该如何化解
  • 作者: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 点击数:881     发布时间:2020-09-22 15: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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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科学时代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宏观层面上,在科技的裹挟下出现了领域拓展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象;在微观层面,作为社会中的人又面临领域集成与功能整合现象。这两种矛盾所造成的撕裂,回到生活世界最终都要落脚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在缺少必要调试期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的心理失衡与行为选择的仓促应对。各行各业概莫能外。笔者曾私下里戏言,当下要成为一名被广泛认可的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职能:在教学上要有演说家的口才;在科研上要具备专家的专业能力;在社交上要有外交家的人情练达。还好这最后一项职能还没有被政策固定化,否则,教师的时间碎片化现象将更是难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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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当下青年教师焦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亟须清理的问题,据笔者观察,造成青年教师产生普遍性焦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成家、立业与生存压力。遗憾的是,这三项因素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人生舞台上,没有错峰更没有缓冲,导致压力叠加由此衍生出独有的“青年期焦虑综合征”现象。在这三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立业,只要它解决了,其他两项压力因素随之消失或者极大缓解。对于青年教师而言,立业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学与科研,要靠一种还是两种技能安身立命?由于时间的硬性约束,教学与科研之间到底是非此即彼的鱼与熊掌的关系,还是可以达成兼容的双轮驱动?只要厘清了这个关系,青年教师的焦虑问题也就演变为一种需要技术性处理的问题。

大科学时代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宏观层面上,在科技的裹挟下出现了领域拓展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象;在微观层面,作为社会中的人又面临领域集成与功能整合现象。这两种矛盾所造成的撕裂,回到生活世界最终都要落脚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在缺少必要调试期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的心理失衡与行为选择的仓促应对。各行各业概莫能外。笔者曾私下里戏言,当下要成为一名被广泛认可的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职能:在教学上要有演说家的口才;在科研上要具备专家的专业能力;在社交上要有外交家的人情练达。还好这最后一项职能还没有被政策固定化,否则,教师的时间碎片化现象将更是难以修复。

这种矛盾是古已有之,还是一件新生事物呢?梳理科技史上的线索不难发现:从历史上看教学与科研几乎就是完全分立的。按照流程来看,教学和科研在整个知识生产链条上处于两端,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知识,而科研的主要功能是生产知识。这种结构化安排有助于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与分工的细化:负责传播知识的,要开发各种技术,使知识传播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从而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而知识的生产端(科研活动),则要尽量免除各种干扰保证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进行创新与知识的高质量生产,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求。

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知识的生产链条几乎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运行,比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以教育为主,教学效果堪称完美,而稍后的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则是科研的代表,他们都集中精力于知识的生产,为后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科研成果。近代科学建制化以来,教学和科研逐渐出现有限整合的迹象,一些人既是教师,同时又是科研人员,比如伽利略、牛顿等人都在大学任职。我们今天对于他们的教学工作了解并不多,反而是他们的专业科研成果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这种结构安排并不是其所在学校的硬性要求,完全是基于个人偏好选择的结果。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教学与科研的功能整合是大科学时代知识功能结构转型的标志。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科研领域的集成化。所谓“领域的集成化”,是指任何一个科研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的协同才能完成,而知识的功能开始直接面向社会需求,此时科研人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尽量扩展自己的知识面。集成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科研人员必须对自己的相关领域有所涉猎,这就增加了科研的难度——要想做出成绩,科研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投入,时间分配的零和博弈势必挤占教学等其他选择的时间。对于教学而言,要想获得好的效果,必须重新配置专与博的权重,选择的困境由此发生。另外,功能整合的最大特点,就是教学与科研从知识生产链条的两端开始向中间靠拢,换言之,教师的功能从单一的教学开始向科研靠拢,而科研则从单一的知识生产向知识传播(教学)靠拢,这种趋势就促成了教学与科研的整合(双轮战略),区别在于各自的权重划分不同而已。教学科研的功能整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不是某种人为设计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喜欢与否,当下的科研人员必须接受这种功能整合。

现在的问题是功能整合的速度超过个体改变的速度,导致出现群体性适应不良现象。如果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以渐进的方式展开,那么社会的意见会小很多,但是,我们当下是以政策安排的方式把这个进程人为加速与固化,以激进的方式对接市场需求,让很多人还没有准备好就迅速进入这套行动轨迹,从而导致出现大范围的不满。

客观地说,功能整合对于教师和科研人员来说都是大势所趋。对于教师而言,从传统的教学向科研靠拢,可以普遍提升教学的水准,用新知识丰富教学内容是提升教学水平的最重要渠道,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用知识反哺教学的典型案例,就如同坊间所谓:只教学不研究,越教越死。同样,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从单纯的知识生产者向知识传播者靠拢,可以更好地用知识服务社会,并为科研发展的外围环境争取更大的认同与支持,否则,纳税人和企业为何要支持你的研究呢?国外很多著名科学家时常出现在国会听证会上,其目的在于向国会介绍与阐释某些研究的重要意义,以期获得社会支持,同时这也是向公众展示新知识的一种广告,能够吸引感兴趣者的投资、人才加盟和同行合作的重要手段。

在实践层面,为了应对这种不满情绪,国内最近几年推行的教师岗位分类改革就是一种不错的尝试。按照该方案的设计初衷: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偏好,可以在如下三类岗位中做出选择:教学为主型岗位、科研为主型岗位与教学科研并重型岗位,根据岗位特点安排教学量与科研量。比如教学为主型岗位,以上课为主,科研要求比较低;反之,科研为主型岗位,以科研为主,上课为辅;教学科研并重型则取折中模式。

照理说这套模式设计很合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我们通过调研发现,问题出在三种岗位的出口是一致的,即不论哪种岗位类型,在评估时都是由同一个委员会做出裁决(通常是单位的学术委员会),而学术委员会的偏好是看重科研,从而导致前期政策安排所设计的岗位分类由于评估出口严重趋同,最终造成分类改革的名存实亡。其实,解决办法也相对简单,只要在分类出口处,设置不同的评价标准即可。

 真正的难点问题有两个:首先,三类出口标准如何实现等价。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既影响分类的公平,也出会出现某类岗位成为放水之源;其次,要设计一个合理的换挡期,不能一岗定终身。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偏好在特定时期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毕竟熟悉哪个岗位都是需要时间的,一旦完成转型应该允许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新的岗位,并按新的岗位要求完成考评。试想演艺圈在很多年前都已经出现了“两栖”甚至“三栖”艺人,科教界出现“教学-科研”功能整合不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高校教师,“凭”科研还是“凭”教学

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教师读者们节日快乐!古人云:教学相长。在现代高等教育实践中,教学和科研是互相促进、不可偏废的一体两翼,有许多科技巨擘本身也是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但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如何平衡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是很多高校教师、特别是“青椒”们广泛讨论的话题——毕竟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既想教好课、又想做出科研成果,有时候就成了一种两难选择。那么,对于科研和教学之间的关系高校教师们的真实感受如何?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平衡高校教师教学和科研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职称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今年2月底,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要求高校要以破除论文“SCI至上”为突破口、破除“唯论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7月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教育部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再次提出“代表作”制度,期待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找到平衡。改革的路途中,中青年教师感受如何?

高校教师的岗位之间缺乏区分度

高校的教师岗位可以分为“教学岗”“科研岗”“教学科研岗”“行政岗”等,岗位不同,职称评定的要求也不同。记者走访中发现,大部分中青年教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学科研岗”。

这个岗位意味着“教学”“科研”一肩挑。江苏某知名高校教授林海告诉记者,这些岗位在职称评定上区分度不大,选择“教学科研”压力还相对小些。“比如我们学校,科研岗评定教授的标准是在C刊发论文10篇,教学岗需要C刊论文8篇,还需要承担相对更重的教学任务。就数量来说,8篇和10篇并没有多少区别。所以,‘教学岗’最累,很少人选。”

在记者的走访调研中发现,在大多数学校,选“教学岗”依然要发表大量学术论文,“代表作”制度执行力度不强。

在林海的印象中,他从教13年,只听到一位教师凭借高超的课堂教学水平和教材代表作获评教授。“那个例子太特殊了,没有可借鉴性。大部分时候,科研任务都是教师们较重的负担。”林海说。

北京某高校讲师李昕同样选择了教学科研岗,学校对她的考核要求是:每年除了课时分之外,还需要4分的科研分,这4分代表着一篇核心期刊的文章。对于这个标准,她认为,“教师们只要努努力,还是能完成的。”但她依然在职称评定中落选了,原因是“缺少省部级科研项目”。李昕处于青年教师中的“尴尬的年龄差”上,36岁的她刚刚超过了“35岁以下破格”的金门槛。教师评定职称有两项硬指标,“得一即可”。“一是教学上获得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三等奖以上,但是我们一整个学校每年只有一到两人入围比赛,还不一定拿奖,太难了。另一个就是拥有省部级项目。所以,目前我还在为职称奋斗着。”李昕说。

评价体系不兼容,“一刀切”现象仍存在

感觉职称评定的标准总是在“避着自己”走,这是浙江某大学副教授张斌的感受。他47岁,正是科研和教学的高峰期。他讲授电影学,在高校是一个偏小众的专业,但遗憾的是,评职称的要求却是“统一”的。“发表的文章刊物目录只能由学校科研处认定,而不是由‘同行’认定,这是所有‘小众’专业教师共同的苦恼。我是做电影研究的,我们业内有一本刊物很受认可,叫《当代电影》,这是我们专业领域最‘核心’的刊物了。但是在我们大学,这本刊物不在核心目录中。如果学校的核心刊物目录没有收录我专业相关刊物,就意味着我可能这辈子都发不出学校认定的权威文章,这对于我们学术晋升来说影响很大。”张斌告诉记者,“有时候我会看到评论,说一次次职称改革教师不知足,一步步减负还有意见。事实上,不是我们不努力,我们往往被一个目录、一个名单缚住手脚,‘一刀切’现象仍然存在。”

张斌并不是个例。江苏某一本院校副教授白伟这样评价:“这就是评价体系不兼容,学校总是希望用一把尺子‘测量’所有教师,因为这是最方便的。”白伟说,此前他曾是公共课教师,是“教学岗”,目前转为高校的“行政岗”。“行政岗也需要评职称,会比教学岗、科研岗的标准再低一些,但是也需要发表论文。而且,我们发表的论文不能是相关行政领域的,因为高校行政方面没有核心期刊,我们同事只能发表一些工作中用不上的所谓学术论文,才能达到评职称的标准。”

匿名评审、同行评议,他们希望有这些改变

采访中,大家也都表示,近年来情况正在好转,教学的砝码在不断加重。“教学和科研并不冲突,但是一些实践性强的学科申请科研项目往往有一些困难。”李昕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学校做出了一项改革,“比如实践类较强的专业,纯教授理论的老师无法授课。按照以往的规定,只有副教授才有资格申报硕士导师,今年暑假学校出台政策,破格允许我们这些只有讲师资格的人,也可以申报硕士导师。对我来说,这项改革就挺好的,有了硕士生导师的资格,我们受到了肯定,在待遇上,工资水平上也相差无几。”

李昕告诉记者,这让她不再纠结,安心从教。“可能是专业原因,我们有很多资深老师只是讲师,有一些年龄还比我大,但是实践类强的硕士生只有我们能教。这个政策如果顺利出台,我们就看到希望。”

张斌兴奋的是,在学期末学校的教学评选中,他成为了“学生心中满分老师”,整个学院只有两名老师入选,他很骄傲,这也将加入到他的“正高”评定的分数中。“在讲台上耕耘、在科研上斩获,双倍努力,得到的是双份惊喜。作为高校教师来说,在讲台上得到的成就感是最多的,毕竟,作育英才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采访的最后,他们谈到了自己的希望。

白伟希望,学校的相关配套措施能尽早落实。“7月份的《意见》出台后,教师们都很高兴,学校党委也发文了,但是到了科研处,他们一句话‘需要调研’,就‘挂’起来了,今年依旧按照去年的老政策来。我们希望,好政策尽快落实好。”

林海希望,论文发表的时间限制能适当放宽。“不少教师都是卡在时间上,核心期刊发表有周期,但是有的学校评职称只认可一年内的成果,放宽条件将激发更多创造力。”他还希望,匿名评审能成为现实。“目前的情况大多是‘自己评自己’,有资格的评委就那些,名单怎样大家基本都猜得到,这让‘人情票’有存在的空间。”

张斌希望,“同行评议”能尽快推广。不少专业‘一刀切’现象还很严重,凭职称不是看科研教学成果,而是像卡尺一样‘量’核心期刊数量,这不利于青年教师成长。实际上,我们在硕士、博士论文的评定中,都用过‘同行评议’的做法,效果很好。我们希望,这一政策尽快在职称评审中落实。”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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