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中午，南京，由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主办的2020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论坛会场。议程已到最后一项，现场“热度”却瞬间攀升——随着获奖名单在电子大屏上滚动，“2020CTTI来源智库年度成果征集”各类奖项依次揭晓。

一个现象引起了在场很多人注意：在30项“年度精品成果”中，高校智库成果占据19席；20项“年度优秀成果”中，17项花落高校智库。

“总体来看，高校智库的成果申报量、初审通过率、最终获奖率都是最高的。这与高校智库在中国智库索引（CTTI）中的总量优势有关，也反映了高校智库研究方向准确、质量过硬、有说服力。”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李刚介绍。

从2017年开始该项评选至今，高校智库每届均有亮眼表现。以每年获奖数量为坐标点连缀而成的曲线，恰与观者眼中高校智库近年来的发展轨迹相契合——重心明确，走向坚定，稳步上扬。 

“国家有需要 高校智库就有行动” ——研究方向日趋聚焦国家发展

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关头，贫困地区的发展后劲如何跟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用题为《加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研究》的研究成果给出答案：因地制宜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助力脱贫与产业发展的高质量技能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我国产业如何主动应变？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上海为样本，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研判，寻找可供全国复制的路径……

翻开获奖成果名录，疫情防控、“十四五”规划编制、国际关系与外交……高校智库入选的每项研究，都标记着中国过去一年或一段时间的发展大事件。

“今年春节前，当武汉成为疫情重灾区，举国同心援助武汉时，湖北智库怎么坐得住？1月28日，我们就开展了‘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夜以继日忙起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介绍。

队伍迅速集结。来自数十个学科的100余位专家通过互联网密集研讨，拟定了10个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向中央、湖北省、武汉市提交了122项研究成果，为疫情防控作出实质性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的年度研究重点，是新兴国家市场发展前景。为了摸清这个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他从2000年前后开始思考，近3年来大量调研、集中攻关，构建起一套关于新兴市场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并据此甄选出30个新兴市场国家名单，科学测算各国发展前景。“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必须在这个领域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我们努力的意义就在于此”，胡必亮说，“国家有需要，高校智库就有行动”。

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看来，一张小小的课程表，同样关系到“国之大者”。“有什么样的课程，有什么样的课堂，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解决理想课程和实际课程之间的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想，能不能从学生们最亲近的课程表入手研究，为国际教育界提供一套关于课程的‘中国方案’？”于是，课题组利用多年营建的研究网络，从全国31个省份的7012所学校采集到149588份学生课程表样本，并历时半年将这些样本转录成数据，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这份《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程表的调查报告》，对于测评国家课程方案实施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教育政令受阻、学业负担过重、教育生态畸形、唯分是图大行其道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参考方案。 

把研究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研究方法更加注重理论、政策、实践相结合

连续4年评审智库年度成果，李刚和评审专家们有一个共同感受：事上磨炼、干中学，中国智库对于“什么是典型的智库成果、怎样进行智库研究”，已经越来越有清晰认识，而高校智库在研究理念和方式上的转变，尤为明显。“几年前收到的成果中，从理论出发回到理论、纯学术辨析和大段概念论述的还很常见，现在就很‘稀有’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国际服务贸易与文化贸易研究基地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创新实践与效果评价研究》获评年度精品成果。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嘉珊感触深刻：“这是我们在此领域深耕17年的产物。之所以能保持引领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离不开理论思考，但理论思考的根基还是大量、扎实、持之以恒的实地调研。”

历时4个月，64次分别深入全国除西藏以外12个文化出口基地，跨越12个省市，对61家企业实地调研，组织召开座谈会议48次，形成30万字调研成果……正是这样的实战，给了研究团队为国家政策提供咨询的十足底气。

“只有真正走下去、跑遍了，你才能从海量的见闻和感受中提炼出符合实际的观点与结论。”李嘉珊记忆犹新，仅拿第一批13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来说，其辖区差异非常大，既有省会城市，也有城市中的行政区；既有自由贸易片区、综合保税区，又有开放型港口、内陆型出口基地，而各类基地及企业的政策诉求又各个不同，大大超出了此前想象。“这些确实给我们的研究提出许多挑战，但每解决一个挑战，就感觉脚底下又稳了一分，头脑里又清晰、确定了一分”。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章文光认为，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调研报告》而言，“和我反复唠过嗑的农民兄弟、带着我走遍田间垄上的第一书记，都是共同作者”。过去三年里，他带着团队成员走遍了全国25个省近200个贫困县，实地调研了近4.5万名贫困户，既包括“三区三州”主战场，也有中部省区特困民族地区等，为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防止返贫监测积累了数据资料。

“智库研究不同于理论阐释，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摸底调研。只有以科学地制定政策、实施政策为落点，上打通理论，下接触现实，三者有机结合，才具备实际意义。”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庆华指出，“因此，智库研究必须工具手段多元化、定性定量结合，不断提高针对性、精准性”。

“让服务国家和人民成为新时代高校建设最强音”——研究质量提升背后的高校智库建设成绩与思考

研究成果是智库机构的核心产出，也是衡量智库综合能力的最重要指标。在很多专家看来，高校智库研究成果质与量的双重提升背后，是高校智库建设水准的长足进步。

令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黄昊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发布后不久，时任教育部社科司相关负责人曾经强调——高校智库必须建，但绝不能建成高校整体发展中的“孤岛”，更不能建成基础不牢、研究虚浮的“空中楼阁”。“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我对这句话的两层意思越来越有体会：智库机构既不能脱离高校的核心职能自成一体，更不能脱离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自行其是。现在，这些研究成果证明，高校智库的路子总体上走对了。”

“特别重要的是，新型智库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转型提供了新的选择。”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深有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寄予厚望。但是，一个完全用西方概念搭建起来的，以论文产出为主要目标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也不可能反映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几年来，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一大收获，就是有力地扭转了‘唯论文’的错误倾向，让服务国家和人民成为新时代高校建设最强音。”

身体力行者们深知，智库建设长路遥迢，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还面临一道道必过之关：与政府决策部门相对脱节、成果转化渠道不畅、体制机制约束仍然存在……然而，良好态势一经形成，智力报国的热忱与能量便不可阻挡。

“高校学者从来不是国家发展的旁观者，有了智库建设这条通途之后，长期储备的热情与能量更有了切实出口。我们会沿着这条路坚定走下去，在新时代奉献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中心常务副主任唐天伟说。

“数”说成长 为中国智库画张像——以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为样本

自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至今，经过近六年整体布局、积极建设，中国智库整体水准有了显著提升，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伴随新型智库建设进程，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研发的中国智库索引CTTI系统数据持续更新，来源智库稳步扩大。当前，CTTI系统收录来源智库941家，专家15736位，成果178553项，活动28644场。以此为样本，课题组对来源智库自身建设与效能发挥进行多维度分析，以期折射出我国智库建设的主要规律、共性特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走向更高质量。

当前我国智库机构基本特征

1.CTTI来源智库地域、类型

数据显示，华北、华东地区来源智库占总量半数以上。其中，华北地区共338家智库被收录，占比35.9%；华东地区以240家紧随其后，占比25.5%；华中地区以99家位列第三，占比10.5%；其余地区来源智库数量相对均衡。

　　从类型看，高校智库在来源智库中比重最大，共663家（占比70.5%）。此外，党政部门智库73家（占比7.8%），社科院智库51家（占比5.4%），党校行政学院智库46家（占比5.4%），社会智库39家（占比5%）等。

2.CTTI来源智库研究领域

CTTI来源智库主要涉及53个研究领域，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文化政策、财政政策、市场政策、外交政策较为热门，均有超过100家智库聚焦，这与我国发展需求密切相关。针对监察、统战、审计、水利、公安、药品等系统开展政策研究的智库相对较少。行业智库发展不充分，一些重要领域智库建设仍需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与中国年度发展大势同步，公共安全与卫生健康领域、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领域、“三农”与扶贫开发领域、法治领域、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宏观经济与产业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智库研究活力高企，成果数量质量均较为突出，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作出突出贡献。

3.CTTI来源智库收录专家情况

CTTI系统现收录专家15736名，其中大多数来自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领域，占比分别为25%、22.9%和17.6%；其次是文学、工学和教育学，三者占比均在6%-7%之间，其他学科专家所占比例较小。总体上看，人文社科领域学科智库专家较为富集，自然科学领域学科智库专家数量有待提升。

在15736位来源智库专家中，有3122人是全职专家，仅占19.8%，其余八成左右为兼职专家。从智库实际运营看，核心研究团队的质量和稳定性更依赖于全职专家，智库拥有完善的全兼职人员结构有助于提高研究的专业性与稳定性。

从年龄分布上看，CTTI来源智库专家主要集中在青年和中年两个年龄段，兼职专家中最庞大的群体是中年专家（约占48.2%），全职专家则以青年群体为首（约占50.4%）。

从学位分布上看，全职专家中博士学历人员占比约83%，兼职专家中博士学历人员占比约78%，硕士和学士仅占小部分，说明来源智库专家普遍在专业领域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研究功底，是智库高质量产出的重要支撑力量。

4.来源智库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高校智库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能够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据统计，324家来源智库（占比34.4%）拥有招收硕士生或博士生资格。近3/4的智库招收博士生人数在20人以内，56家智库招收博士人数在20-50人之间。197家智库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大多数智库拥有博士后1-5名，仅有很小一部分智库拥有10名以上博士后，最高达37名。在智库实际工作中，博士后发挥了一定的智库专家功能，不仅贡献更多研究成果，还会分担部分管理或行政工作，有助于提升智库自我造血功能。

智库成果和活动总体情况

1.来源智库成果数据分析

截至2020年11月30日，CTTI收录的成果条目共178553项，其中论文90296项，占成果总量一半左右，其次分别为项目、报纸文章、报告和内参成果。

学术论文增长持续累积，论文导向依旧明显

从绝对数量看，论文一直是来源智库成果最主要类型，其中97.2%为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占比仅为2.5%和0.3%。来源智库发表的大量论文仍集中于学术期刊，且逐年大幅增长。这说明来源智库的学术研究功底普遍得到同行认可，但这些论文中有多少能够发挥智库功能，有待进一步考量。

从论文层级看，CSSCI来源论文数量连年居于高位，增幅高于其他期刊，而SCI、SSCI及党报党刊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增幅不明显。

来源智库撰写的内参中，78%为独立撰写，22%为合作完成，相当比重的内参未能得到回应。

横向项目重视不足，理论研究特征突出

当前，智库机构多渠道筹资机制尚未发展成熟，依靠项目经费开展研究是智库运营的重要形式。据统计，CTTI共收录项目30092项。从立项时间上看，有64%的项目于近五年立项。横向项目和纵向项目数量均在2014-2017年期间增长最快，2017年达到峰值，且纵向项目数量远超横向项目。相比纵向项目，横向项目缺少应有的重视，一些纵向项目中，智库研究的理论特征依旧明显。

2.来源智库活动数据分析

截至11月底，CTTI来源智库共收录活动总数28644项，活动类型主要为会议、培训、考察调研和接待来访四类。会议占比最大，累计数量远超其他三类。其中，国内会议数量远高于国际会议。与正式会议相比，餐会、沙龙等非正式会议较少。

培训、接待来访和考察调研三项活动数量基数不大，但从同比增长率看，这三项活动的增长情况不逊于会议，考察调研的涨幅在四类活动中最高，约达24.7%，说明来源智库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各项活动日渐充实。

智库建设成绩、短板与提升建议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更加完善。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省区市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以省市级重点智库为支撑，以其他专业性智库为补充，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地方智库发展体系。

各级各类智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辅助决策成绩显著。高校、社科院和党校智库发挥学科优势，智库建设与学科发展共同提升。企业、社会智库不断打通与各级政府部门沟通渠道，面向行业产业重大、热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各级各类智库注重研究成果的数字化形式呈现，搭建数据库、知识库、工具库为主的网络数据平台，提升了决策咨询水平。

内部管理水平与营运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各类智库充分发挥理事会职能，建立起以首席专家为引领，以学术/学科带头人为主体，以青年科研骨干为后备力量的智库团队，推动了内部治理科学化、规范化。

溢出效应明显，有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转型。智库建设强化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使其研究更贴近生活、反映社会需求。

然而，也需看到，一些关键问题仍亟待解决。例如，“追热点、赶时髦”痼疾仍未完全克服；部分智库研究队伍小核心空心化、大外围泛在化，邀请知名专家装点门面居多，智力贡献不足；决策研究的客观性、预测性和科学性相对不足；“讲好中国故事”的意识虽有，但缺乏相应的能力和渠道。

面向“十四五”，中国智库建设应有新突破、新进展。

继续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激发活力。一方面，要兼顾国家高端智库、省市和基层新型智库等各级各类智库建设的需要，继续为新型智库发展做好政策设计；另一方面，增强智库建设与其他政策之间的配套性、协同性、互补性，和传统学术机构及政策研究机构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

把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质量作为重中之重。提升调研的深度和广度，注重数据资料收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强化政策分析的创新性和针对性、研究成果转化传播的及时性和精准性。克服数据孤岛、信息孤岛，各级各类智库实现分工协同，建立政策研究联合体，实现数据共享、信息共享、专家共享。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