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态度诠释了一位科学家的人格魅力。

钱学森报考大学时，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学得好，让他报数学系；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做得好，让他报中文系；钱学森的母亲希望钱学森学教育，子承父业；还有一些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学作曲。而这时的钱学森自有主意，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他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钱学森经常听老师讲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中在建设方面，孙中山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我们国家的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四面八方。那时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铺设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钱学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当时，钱学森以入学考试第三名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有一次水力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把考卷发下来讲评：“第一名钱学森，满分。”同学们又羡慕又惊叹地议论着：“哎呀！又是100分啊！”钱学森却满腹狐疑。因为考完试之后，他就发现自己有一处笔误。钱学森拿到试卷找到那道题，毫不犹豫地举手报告：“金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满分。”老师确认后宣布：“尽管钱学森同学被扣掉4分，但他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心目中却是满分，同学们要向钱学森学习。”现在，这份“100分”被改成“96分”的试卷陈列在学校档案馆，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生学习的榜样。

正当他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那样的工程师时，1932年1月28日夜，“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动用空军狂轰滥炸，由于中国守军没有战场制空权，所以遭受了巨大伤亡。钱学森愤愤地对同学说，现在学铁道机械工程对国家用处不大了，你把铁路刚刚修好，日本飞机一炸就不能用了。为此，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当一名航空工程师。

钱学森大学毕业后涉足航空工程。他在回顾学习过程时发现，当时航空工程师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事半功倍。主意一定，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

钱学森的父亲对此坚决反对。他父亲钱均夫是20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生，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这是人才培养上的错误。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让他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这个时候的钱学森也就二十五六岁，面对这种情况他很困惑。这时，他后来的岳父、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在美国考察，顺便看看老朋友的儿子钱学森。钱学森把心中的困惑倾诉给这位军事理论家，没想到蒋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钱学森，说道：“现代军事发展空军非常重要，我们中国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这么一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人生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地实现了。

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已成为世界顶级火箭研究专家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急欲回国，为祖国效力。经过近一年的准备，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拿到了从洛杉矶返回中国的船票，但他却未能如期登上回国的轮船。

原因是钱学森回国前，曾打电话向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辞行。放下电话后，金贝尔当即给美国移民局下达了强硬命令:“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一个人都值三到五个师。”金贝尔一方面深知钱学森的价值；另一方面因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放虎归山，徒增中方的力量。

此后，美国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尔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至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元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开始，钱学森并不知道滞留的日子会持续多久，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他从来没有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但没想到的是被迫滞留的时间竟然长达5年之久。从留学美国的那一刻起，他就告诉自己：“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钱学森暗下决心，一有机会就要回到自己的祖国。

在这5年的时间里，他四处奔走，寻求机会，争取早日回国，但一直未果。直到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用香烟纸写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同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以钱学森写在香烟纸上的信为依据，我国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到北京的第二天，钱学森便带领全家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大声喊道：“我们终于回来了！”游子历尽险阻终于归家，欢乐与苦难，光荣与屈辱，强烈地撞击着钱学森的心灵，使他悲喜交加。

钱学森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参观。当彭德怀元帅得知此事后，让陈赓大将去哈尔滨见钱学森。彭德怀跟陈赓说：“你见了钱先生就问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还说：“只要钱先生说能造，我们就组织人干；钱先生说不能造，那我们只能等将来了。”在哈尔滨，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啊？”钱学森回答说：“怎么不能啊？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正是这句话让我国开启了建设中国航天事业的征程。

在当时，除了钱学森一个人知道导弹、火箭是怎么回事以外，还有两个人只见过火箭是什么样儿。我国的航天事业就是在这么一个既缺人、又缺钱还缺技术的情况下起步的。到了1986年我国航天事业创建30周年的时候，花费的研制经费仅180亿元。这只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所用研制经费的1/5，但是国家要求完成的任务都实现了——火箭、卫星、返回式卫星，还有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

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国家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钱学森既然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就义无反顾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航天事业。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振奋人心、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业之一。但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钱学森多次强调：“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钱学森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书写了一篇科学报国的壮丽诗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他那颗饱含深情的拳拳爱国之心。

（摘编自《钱学森的人生选择》，钱永刚，原载于《光明日报》，2019年6月20日。由魏宗梅整理）

来源 | 《科学家精神》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