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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体系在“十二五”期间将进入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转向工业现代化加速的阶段，因势利导，加速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创新技术，提高效率，保护自然环境成为了新的工业化发展的方向。　　

     防止气候变暖以及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一国发展绕不开的主题。　　

     人类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稀缺资源的生产率。从这个角度看，低碳经济革命的实质，是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时代进入到未来的资源生产率时代。　　

    今天，制约人类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已经从劳动力转移到像化石能源和大气容量这样的自然资本，因此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产率，将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创新的主要任务。　　　　　

    发展和转型并重的关键时期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阶段，向着中高收入经济体系迈进。从国际经验看，迈向中高收入体系后既面临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若发展战略不能及时转型，经济将面临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的风险，从而使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停滞徘徊期（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赶超，形成了政府积极动员资源、企业低成本竞争、政企相互促进的一个独特的工业化道路，极大地将中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取得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激励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发展。然而这一增长机制随着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加速，逐步受到挑战。要素价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加快，使得低成本竞争的工业化机制不可持续的特性凸显出来。　　

    经济转向稳定均衡的增长。　　

    中国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也带来了结构压力、发展的不平衡和严峻的环境等多方面的挑战，如继续沿着原有的机制、轨道高速增长，就没有调整结构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余地，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加大。必须用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超过GDP相当时期的发达国家和现在可比的任何国家，但城市化水平则普遍低于可比的同类国家水平。提升空间集聚水平以此牵引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仍有很大的余地，“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由于外部冲击、结构转换摩擦、市场机制不完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压力等，都会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需要加快空间合理配置、结构和机制转换，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保证高增长。　　

    “十一五”规划已经为空间均衡、结构和机制转换铺垫了基础，如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服务业提升，创新投入和生态资源指标都旨在通过目标牵引来转变发展模式。由于强烈的外部冲击，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被挑战，使得发展模式转变举步维艰，迫使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更要加大发展模式的转换，以空间均衡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并举的方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从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工业现代化加速期。　　

    我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以前的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工业占GDP的比重接近50%，成为了世界制造的大工厂。以要素投入驱动的工业化的规模扩张，以引进设备或模仿方式进行的“干中学”技术进步演化的投入产出收益在急剧下降，工业化也步入了中后期。但按照工业现代化的效率、结构（指技术先进性、信息化、国际化和管理现代化）和可持续（能耗、排放等）指标来衡量，则仍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参阅《中国工业化蓝皮书2009》的指标体系和行业评分）。我国经济体系在“十二五”期间将进入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转向工业现代化加速的阶段，因势利导，加速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创新技术，提高效率，保护自然环境成为了新的工业化发展的方向。　　

    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配置资源。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很多层次的体制矛盾也凸显出来，市场作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机制始终没有理顺，要素价格扭曲，妨碍了资源的节约使用，激励了低成本的竞争，产能过剩都与此相关；而行业准入和垄断问题也困扰着市场机制的发挥，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步伐；而社会福利体系建立的“碎片化”也非常严重，导致地方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扩大，并影响着要素的流动。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抵御外部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更具有弹性空间，为政策运用提供体制空间。“十二五”期间不但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消除影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而且要面对新形势、新阶段，推进更为丰富的体制创新活动，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　　

    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最为重要方面是加快政府转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很大的转型力度，只有政府转型成功才能理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摩擦，而且也才能满足人民日益需要的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规划，逐步通过财税等改革激励政府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转向经济与自然均衡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约束越来越强，在“十二五”期间全球化过程还会加速，中国国际贸易、金融等摩擦在不断加剧，中国提出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张，但直接面临着国际上相应的约束，成本正常化，污染限制等直接约束了中国出口导向的战略发展。　　

    国内改革开放后长期忽视的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过大问题直接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高消耗的粗放式经营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冲击，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社会和生态的空间均衡成为了发展的重要方面，也会有效地约束着中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　　

    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道路依然艰难。　　

    从全球的发展经验看，进入中高收入阶段，需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除经济社会中的很多不平衡因素，才能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要清楚地认识到，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人们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诉求提高了，城市化加快了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道路依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