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通胀?
第一财经记者 林纯洁 发自上海
一年前,人们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还全是溢美之词,而现在担忧的情绪开始增加。其中如何应对当前通胀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本轮通胀压力的由头来自于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扬,而这是全球性的,这被很多人定义为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这让我们的货币政策选择成为了是争论的焦点。
我们的央行很多次被问道这样的问题:加息是否可以真的增加猪肉和粮食的产量,从而降低价格?以及加息是否让国际能源价格回落?
答案当然是不能。但这并不是重点。当一个中央银行要去控制通货膨胀,他们并不是跑到超市去改标价牌,事实上中央银行对于现在物价位于什么水平无能为力,因为这个物价水平是过去几年经济活动的后果。
中央银行关注的应该是未来价格的走向,除了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社会的资金成本,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格外关注。
第一是长期的负利率会对民众的情绪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银行中的存款不断缩水对于这些存款的持有人是一种打击,他们将会急切的寻找任何可以抵御通胀风险的资产。这种购买行为本身就会对通胀造成新的压力,并且有引发资产泡沫的风险。
第二个政府需要掌控的是民众的通胀预期。当物价刚开始走高的时候,企业主和民众的情绪都是非常微妙的。
企业主面对涨价的诱惑,却担心加价会令自己丧失市场占有率。这时未来通胀的预期显得格外重要,如果企业主认为物价将持续上扬,就将倾向于加价,而如果他们对于中央银行控制通胀的能力有信心,则会宁愿承受短暂的痛苦。
如果通胀真的失控,企业行为将变的短视,他们不愿意签订长期的合约,对于经济本身将是严重的伤害。而对于个人而言,他们相信通胀会失控的后果是会给雇主压力来增加工资。所以如果民众预期通胀将失控,他们行为本身可能导致通胀真的失控。
在政府和民众之间,信任关系至关重要。民众接受纸币作为财富的象征,而政府需要保证这些纸币并不会很快一文不值。
另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逐步市场化,这令控制通胀的任务变的更为重要。因为货币升值的与其取决于购买力的优势,而通胀失控将对其造成致命的影响。越南警示需要我们给予重视。
记者丝毫不怀疑中国人民银行控制通胀的决心,不过目前我们国家紧缩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在利率上,主要还是通过行政命令控制银行信贷,增加存款准备金等等手段。这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说调高利率将导致整个社会资金成本上升,那么上述紧缩政策对于民营企业的伤害会更大。
因为国有企业更有机会从银行取得贷款,而对于银行而言他们的风险看起来更低。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利率并没有大幅走高,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资金成本的提升幅度已经是惊人了。
如果银根的收紧并不是通过调整资金价格的方式来完成,那么是否公正将必定是一个问题。一些企业由于后续资金突然断流遭遇危机,而另外一些优秀的企业宁可收缩业务,偿还所有的银行贷款,来摆脱来自银行方面的风险。
但国企是否比民企更有效率?这依旧是一个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一道坎
瑞信 陶冬/文
全世界都被3F (Finance, Fuel, Food, 即金融、燃料、食品)搞得焦头烂额。3F的背后, 其实是增长风险与通胀风险的同时上升,各国政府和央行必须在两个彼此矛盾的政策目标中,作出艰难的抉择。3F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自由资本主义的破绽,市场机制将经济推向危机,令普通市民承受无妄之灾。
中国经济也同时面临着增长与通胀的两难处境。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除了能源、食品价格上升之外,中国还有一些内生的通胀因素,令国内的物价问题更为棘手。笔者相信,食品通胀在中国的最坏时间可能已经过去。生猪供应的增加以及基数效应,应该使食品价格的年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不过价格回落不会太快。生产成本一升再升,流通领域投机炽热,预计食品价格有回软但难大降。
工资上涨是目前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工短缺已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蔓延,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餐饮、家庭助理到教育、卫生,相信服务业通胀升温只是时间的问题。材料价格持续飙升,导致PPI增速高过CPI,制造业加价压力也比过去大许多,只是价格上涨的空间取决于不同产品的议价能力。
笔者同时相信,油价、电价仍会大幅上调。尽管成品油价格于六月下旬上调15%, 中国成品油价格仍较国际同类油价低35%。电厂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其后果是货车加油需要排队几个小时(许多地方根本不供应油),工业运输阻滞; 电厂建设速度在上半年急跌,为今后更大的电荒埋下伏笔。油、电价格倒挂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堰塞湖,处理不当或遭遇危机时,它们可能对经济、民生构成致命的一击。笔者认为北京决策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条件允许时,会连续大幅调整油价、电价,以舒缓潜在风险。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通胀阴影挥之不去,甚至不排除出现双位数通胀的可能。
与通货膨胀相比,中国的增长压力稍微好一些, 比照美国、欧洲,中国的GDP增长仍令人羡慕。不过中国的增长前景却显现出罕见的阴霾。 出口下滑已经发生,而且会进一步恶化。这里既有全球经济转弱的周期性因素,又有出口出现行业性衰退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出口业多年挣扎于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材料价格暴涨的环境中,出口退税的调整、人民币升值加速、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多年积累起来的矛盾一并爆发出来,广东、浙江出口业的萎缩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调整出口结构、均衡内外需求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政策推出时机和力度实有失误,对经济、就业无可避免地构成打击。
同时消费也在放缓。股市、房市下跌的财富效应已在发酵,政府为支持四川灾区重建而削减其它开支也打击了大宗消费。汽车销售的转弱、航空旅客人数的下滑,都为内需响起警号。
低迷中的房地产市场,是经济的又一个软肋。住房成交量的暴跌、银行信贷的收缩,导致多数发展商资金链紧绷,一批开发商倒闭相信难以避免,降价也可能从深圳、广州、上海向其它城市蔓延。新房减少,装修、家电销售自然受到影响。如果房价出现全国性回调,势必对银行帐面、消费信心构成打击。
北京对经济情况、政策观点的言语,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防止经济过热”被“防止大起大落”所取代,打压房价转为防范风险。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出现松动,在“有保有压”的思维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政策、房地产政策均会有所调节。当然,“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个官方表述仍会维持。自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年年开始,但是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时候宣告结束的。
不过,通胀问题和出口问题,均非靠放松调控力度便可一夜间扭转局面的。北京对房价上涨过快仍持戒心,对信贷增长过快仍持戒心。奥运会之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坎。上一次增长和通胀同时亮起红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