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外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出现危机进而导致失业不同，“中国式减员”的特殊之处在于，内外经济失衡碰撞到一起，并引发了减员潮

　　本刊记者/杨正莲 杨龙

　　10月15日，位于东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下称“合俊”)倒闭，近7000名员工面临失去工作的境地。

　　就在同一天，泥足深陷的美国股市再现“黑色星期三”，似乎对于美国政府14日公布的救助方案细节缺乏信心，金融危机恶化。彼时，产品主要销往美国的合俊被认为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但是，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出口战略的调整难题

　　虽然被解读为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关闭的第一案，但合俊只是珠三角倒掉的制造企业之一——最近10年来，东莞每年都有七八百家企业关闭或外迁，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09家。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行业就有超过2000万人被解聘。

　　显然，合俊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只是碰巧搭上了金融危机的错车。合俊们的倒闭，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中国政府对其的政策调整息息相关。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中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性战略的发源地，就在合俊所在地东莞。广东省的小镇东莞，素有“世界鞋、服装和玩具之城”之称。从1978年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落户于此，这座揭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城市逐渐成长为“世界工厂”。上个世纪90年代，当4.6万家中外企业入驻此地后，东莞逐渐成为生产电子元件和皮鞋、服装、玩具的“世界工厂“的代表性生产基地。目前，东莞企业的90%以上，仍然以代加工为主。

　　东莞等地先富的示范效应，很快催生了中国制造的更多地方克隆版。这些基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江浙地带，即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中国制造们的竞争力，在于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低成本首先表现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等地，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在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近乎10年中，长期没有上涨。

　　除此之外，石油、电力等资源型产品价格是政府管制的。在以石油为主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优势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竞争需要，竞相压低土地、税收等的价格，以获取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代加工地位。

　　一份江苏省刊物披露，在制药业的另一基地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而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末期以后，“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减半”等政策倾销，也纷纷成为地方引资竞争中的组合拳。

　　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

　　地方政府直接出手的低成本竞争方式，使得低附加值的代加工出口模式也即“世界工厂”成为可能。受益于东莞模式的中国制造业，源源不断往海外输出低附加值产品，以多年的持续顺差拉动经济增长。

　　但这种出口模式所得的利润率是极其微薄的。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世界名牌HugoBoss衬衣在美国市场的售价为120美元，而中国制造商拿到的只有10%。

　　2007年底，靠一双双鞋和一个个玩具堆积起来的中国制造们，换回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53万亿美元。但中国在获得源源不断的高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以资源换外汇的出口模式，也付出了极高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2008年初，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公布首份正式《环保表现指标》，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表现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03位。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40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由中国制造商品出口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不短上升。据统计，2007年中国共遭遇80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很显然，即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政策从紧、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条件下，中国制造的转型也不可避免。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珠三角众多的外向型企业走到了发展的隘口。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外向型企业，已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三驾马车并非齐驱

　　与出口导向相媲美的拉动经济马车，在中国显然非固定投资莫属。

　　以东莞为例，要提供几万家中外企业所需要的厂房，容纳数倍于当地人的外来人口，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迫在眉睫。

　　当资本和市场相遇，空前规模的固定投资开始风生水起。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了23%，而从1997年到2003年间，每年只涨了8.4%。

　　以房地产为例，1997年至2006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幅超过20%，为同期GDP年均增幅的2倍，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达到了五分之一。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房地产业迅速成长并带动了银行、土地、钢铁、水泥、建材、装修、家电等上下游产业发展。随之增收的，不仅仅是当地财政，还有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各行各业。收入增加之后的人们，开始要求改善居住条件，房地产业的市场因此日渐扩大，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追随其后的人们暂时失去了理智——有人发现，房地产不仅仅是消费品，而且还是价值可观的投资手段。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催生了房价泡沫。以湖北武汉这个二级城市为例，从2005年到2008年，该市房价上涨了近一倍。

　　这是一个疯狂的产业，卷进去的不仅有投资客和普通居民，地方政府也不再甘心只攫取财政收入，他们发现这似乎还可以兑换成政治资本——政绩工程因此而大行其道。疯狂的代价就是，产能过剩，地方投资重复并严重浪费。

　　出口和投资，就这样成就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而同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则多年持续低迷。

　　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

　　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2003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4.3%，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1.6和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GDP在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狂奔，但人均财富并没有很快地上升。

　　这导致了中国内需的长期低迷。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一方面，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可支配收入不足;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已经市场化，而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完善。这使得很多老百姓对未来难以把握，从而不得不放弃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费需求，把钱存起来以备不虞之需。

　　2004年，中国储蓄已经占到GDP的50%。迅猛增长的银行储蓄又回流到房地产行业、制造业等，进一步造成投资过热。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公开表示，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1%，而同期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年均增长25%。

　　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为维持生产，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进而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伴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而回流的劳动力，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都被认为加剧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而来自印度、东南亚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的劳动力优势越来越有限。与此同时，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制造业成本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最大的成本优势遭受阻击。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开始侧重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明显。防止中国经济发展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中国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发展到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调整、信贷紧缩等政策相继出台，出口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外向型出口战略调整的指标是出口退税率。

　　2005年，中国税务总局等部分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然而，由于中国制造对于中国经济的致命影响，2008年8月1日，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2008年11月1日将再次上调。这无疑也显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

　　金融危机发于后

　　祸不单行。在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还在进行之时，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经济进行了迎头痛击。欧美市场的需求剧减，致中国出口也随之大幅减少。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慢，对美出口增长明显减速。广东同期出口增长仅为13.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深圳的一般贸易增长首次出现负1.5的增长率。

　　2007年中国出口额接近GDP的40%。显然，如果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者下滑，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将势必放缓。中国今年前三季度的GDP是9.9%，这是近六年来第一次回落到1位数。有测算认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中，有1.2个百分点是由于出口减速造成的。

　　“GDP和就业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这种增长的下降从总量上讲，对于就业的增长肯定不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首先，出口坏账率攀升加剧了企业资金紧张。商务部官员透露，美国次贷危机持续恶化，导致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坏账率增长了3倍左右。目前中国企业对外出口八成以上采用放账形式，欧美国家的买方付款期一般在交货后90天，有的长达120天至150天，拉美地区甚至长达360天，对本来资金紧张的外贸企业雪上加霜。

　　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外资合同也锐减。今年上半年，东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

　　由此，中国企业资金困境空前。出于自保和风险考虑，银行谨慎的贷款政策使得企业贷款困难，资金来源进一步收缩。

　　银行的谨慎固然是出于风险控制的惯性，但是，卷进全球性的行业危机所遭受的损失也让中国的金融行业如履薄冰。

　　根据美国财务部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投资组合总额为1.06万亿美元，其中51%是美国国债，42%是政府支持企业(GSE)债券，剩余7%是包括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务证券等在内的企业债券。

　　中金公司的分析报告认为，如果中国上市银行也按此比例持有，并假设企业债券的损失比例为40%，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2008年的盈利分别会减少12.7%、5.5%和7.1%。不过该报告认为，美国金融救援计划已经使得美国金融机构破产带来的潜在风险得到了部分释放。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蔓延至实体经济，对全球性经济放缓的担忧日甚。

　　出于对经济形势的担忧，信心不足的人们更加捂紧了口袋，消费、投资萎缩更加剧了企业的生存难度，无法支撑的企业则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

    “就业政策应该是融入经济概念的社会政策，所有单纯经济增长追求GDP的政策都应该寿终正寝”

　　本刊记者/杨正莲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转而改行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形势依然严峻。那么政府还能做些什么，以应对这次减员的风险？

　　确立就业优先原则

　　就业优先思想在当下颇具承前启后的历史意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认为，追求GDP的政策已高速增长了30年，比较容易增长的已经填满，而不容易增长的部分需具有很强社会含义的就业，包括医疗服务、老年服务等公共服务以及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消化更多劳动力，而充分就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具有社会含义，“能够工作和就业，人的精神面貌和状态是很不一样的，社会问题就小得多”。

　　“今天的就业政策应该是社会政策，是融入经济概念的社会政策，所有单纯经济增长追求GDP的政策应该寿终正寝。要把全部的经济增长政策换成社会政策。”杨团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今天的社会政策不是单纯的分配政策，是含有经济成长，怎么推动经济公平公正成长的一个概念。”

　　这就意味着，政府出台任何恢复经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措施时都应该以就业为第一考虑因素，“要真正使内需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们要有非常明确的、彻底的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当中要支持农村，支持农村合作社，支持农协，这一套需要大战略，要站在高位的。特别注意服务业，服务业里面有很多产业是可以支撑大量劳动力的，比如，农村的社区卫生服务业，完全可以容纳很多劳动力。”杨团说。

　　而中小企业正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军，75%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员都在其中实现就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必然导致失业率的增加。

　　对中小企业的处境，地方政府是第一个观察者，并能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广东为例，为支持中小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广东省财政2003～2007年每年安排2亿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共扶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项目1485个，建立省级中小企业技术支持服务机构示范单位26家。

　　完善社会保障

　　“现在一方面转向内需，另一方面受到危机冲击外需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推出更多一些社会保障措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都阳说。

　　社会保障是影响中国普通家庭花钱最重要的因素。在保障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养老和医疗都需要自己未雨绸缪的时候，储蓄倾向增加，与促进内需的经济增长思路相违。

　　以养老为例，改变完全依赖现收现付的统筹方式并建立个人的积累，做实个人账户，这在很多公司还是空的。目前中国只有11个省市和自治区加入到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个人缴费率全国最低的地方只有3%。不管是扩大试点地区，还是提高缴费率，目前均有空间。

社保最重要的是提高覆盖率。中国事实上的农村社会保障非常有限。从去年的十七大到今年的两会，国务院都做出了一些部署，但在投入规模上有很大余地。

　　在农民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依然缺乏统筹。《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要给农民工做社会保障，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合同法》不衔接。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需要提高统筹层次，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转接衔接起来。

　　社保之外，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财政支出的重要方式。现阶段，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存在许多欠账，例如在城市公共交通、铁路、电力传输、医疗服务、环境保护、基础教育等领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认为，当下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时完善公共服务，“这不仅可以吸纳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同时还可以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

　　建立农村市场经济机制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还需要通过农产品的价格机制引导，使中国农民在世界粮价上涨的同时能够分享到好处。

　　三中全会允许多种流转土地的方式，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产生用益权让农民分享，土地市场活跃起来以后给农民更多的财产权产生更多的财产收入，也是提高消费的一个手段。“这时是我们建立比较好的价格激励机制建立农村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好时机，三农政策同样是宏观经济政策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社科院研究员蔡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加强教育培训

　　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加强教育培训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竞争力也不容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认为，要改变岗位需要和劳动力供应不匹配的问题，需要认清中国教育的现状，以知识型教育为主与社会需求匹配的程度不高，使得年轻人的就业能力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从人群上来看，关键是青少年，高中毕业生大概有50%的人能上大学或者接受各种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又有哪些会出来做技术呢？所以，这部分年轻人叫‘新失业群体’，没有一技之长，只有阅读等一些能力。我个人认为国家应该有义务开设培训课程，像高中毕业生培训一年足以做称职的蓝领工人。”杨伟国说，用人单位或者家庭承担培训的风险太大，这会导致投资不足。

    由于计划触及了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与约翰逊政府建设“伟大社会”时期福利改革相比，里根政府的“逆向改革”则要“痛苦”得多

　　本刊记者 / 周政华

　　在1929～1932年大萧条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时期，针对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问题，罗斯福和里根两位美国总统，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图，并都成功地渡过了经济危机。但是，由于采取几乎截然相反的社会福利政策，民众利益则损益分明。

　　大萧条促使社会福利制度建立

　　尽管已经过去了70多年，至今回忆起来，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仍然是20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2年，20岁的希尔维亚?波特从亨特学院毕业。她没能赶上好年景，这一年，每4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

　　激烈的就业竞争场景随处可见：在纽约曼哈顿六号街某职业介绍所要招聘300人，却有超过5000人前来应聘。尽管纽约本市的失业人口已经多达百万之众，但是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饭碗。

　　一个阿肯色州的男子为了找工作，竟步行了900英里，来到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职业介绍所，当他到达时介绍所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通宵排队。

　　据1932年的《财富》杂志统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人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失业人数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近3成，这还没有将近1000万的农民包括在内，否则情况还要严重。

　　当时的工厂确实不需要1929年之前那么多的工人。美国机车公司在1932年整整1年，只卖出了1台机车。而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要卖600台。大萧条时期，美国全国近86000多家企业破产，5500多家银行倒闭，整个工业生产陷入停顿，金融系统也全部瘫痪。

　　当时普通美国人缺衣少食，生活艰难程度超乎想象。波特很多同学的午餐，往往只花5美分——在餐饮店里点一杯咖啡，然后要杯白开水，把柜台上的免费番茄酱倒到开水里一搅和，就算是一杯番茄汤了。冬天来临，只得将报纸塞在衬衣里御寒，往鞋里垫入硬纸板和棉花取暖。

　　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沦落为流民。1932年，有200万人美国人在四处流浪。在芝加哥市，近200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他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天明。

　　此前，波特就想弄清楚，为什么经济突然崩溃，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她把主修课改为经济学。毕业后，波特凭借伶俐的口才，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谋到了一个职位。后来，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研究金融界的状态。

　　1933年，新就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也在思索如何摆脱大萧条。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罗斯福一改美国政府施政传统，采取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点，推行政府干预经济的系列政策，史称“罗斯福新政”。

　　为了让全美国1700多万人不再依靠亲属和政府救济，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就业岗位。

　　1935年后，罗斯福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立法，创立失业保险、老年保险、最低工资标准、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保障工薪族的经济安全。

　　罗斯福新政很快将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泥沼。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 800 万。

　　而罗斯福本人，也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连任4届的总统。

　　滞胀时代社会福利难削减

　　在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终于迎来了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黄金发展的20年。

　　然而，好景不长，从1970年开始，滞胀——这一新的经济难题，开始困扰着美国和欧洲。与大萧条时的“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率”不同，滞胀则意味着“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

　　1973年，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遭遇了短缺。当时，美国政府为应对食品价格猛涨，曾于6月间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结果是灾难性的：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野。

　　物价疯涨，使得同一年尼克松政府为价格管制而成立物价委员会形同虚设。一开始，物价委员会就批准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在接下来不到3周的时间内，全美国最大的15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一提出了提价申请，95%获得批准。结果，1972年物价在管制的条件下仍然上涨3.2%，失业率也保持在5%的水平上。

　　接下来，从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通货膨胀有增无减，美国人的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此时不巧又碰上石油危机，石油价格整整涨了4倍。结果，1974年全年，美国通货膨胀率超过12%，破了二战后的最高纪录。

　　对于当时的美国人而言，残酷的不仅是节节攀升的物价，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点，达到了9%，成为当年的特大新闻。大批汽车厂商又面临着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倒闭浪潮。

　　事实上，一年前，滞胀局面已经形成。当时刚刚就任的美国总统福特也意识到，通货膨胀是美国政府面临的头号敌人，但他没有想到失业率居然上升得如此之快。

　　不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均于70年代初开始陷入了“滞胀”的泥潭。西方7个主要发达国家的GNP平均年增长率为2.4%，失业率为5.3%，消费物价指数年增长率为9.4%。而在此之前的1968?1972年，该七国的平均增长率为4.3%，平均失业率为3.2%，物价平均上涨率为4.8%。

　　宏观政策失误、社会福利膨胀和政府管制过度，被认为是导致西方世界滞胀的主要因素，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西方世界长达10年的高通胀、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各国的消费和投资都出现收缩，世界经济步入继大萧条以来的新一轮大衰退。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开始颠覆罗斯福的“第二次美国革命”。里根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即减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缩减社会福利。这些措施，对当时的普通美国人来说，形同双刃剑。

　　减税自然是有利。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人的所得税减少了23%；原来政府划分的14个税收档次，被精简到3个档次，私人纳税率平均降低85%，公司的纳税率平均降低3.7%。

　　但是，在社会福利政策上，里根政府决定“开倒车”。

　　此前，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36届总统约翰逊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的内政纲领，共制订和实施了近500项计划，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主要用于改善和提高就业、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以及城市发展。1970年后，美国工薪阶层工资上升幅度，甚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

　　然而，里根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决定削减的社会福利支出的约有200个项目，如食品券、失业保障、新生儿家庭补贴、医疗保健、学生营养补贴、住房补贴、失业者培训等。

　　由于这一计划触及了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与约翰逊政府建设“伟大社会”时期福利改革相比，里根政府的“逆向改革”则要“痛苦”得多。由于工资、福利的刚性性质，财政开支始终未能压下来。削减中等收入阶层——这也是构成美国选民的绝大多数——的福利待遇遭遇巨大政治压力。最终，罗斯福新政涉及的社会福利得以保全，而“伟大社会”计划则大部分遭到砍削。

　　里根的政策，在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消费物价指数在1983年以后大幅度回落，1986年?1989年下降到3%?4%。同时在经济增长方面，1984年GNP增长高达6.8%，为战后之最。失业率1983年以后连续下降，从9.6%下降到1989年的5.3%，为1973年以来最低。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并为后几届政府带来“政策红利”。

　　效率得到提高的同时，公平方面的损失甚大，广大中产阶级的绝对生活水平下降，只有占人口5%左右的上层社会收入上升。最终，共和党政府在1992年的大选中失败。

    文/刘彦

　　肇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在各国政府层面，正蔓延为一场凯恩斯主义回潮风暴。以美国政府7000亿救市方案为首的货币拯救方案，被视为破除危机的法宝。虽然资本市场并不领情，但正如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二战后美国和欧洲各国经济复苏中扮演的角色一样，如今，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各国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的良策。

　　但是，无论新旧凯恩斯主义，必须考察其约束条件。凯恩斯主义面对的问题，是一国自由经济市场本身的“失灵”，即承认自由市场经济体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乃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自由市场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

　　从这个理论出发，凯恩斯为各国政府开出了解决本国就业问题的良方——以膨胀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从而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然而，有关货币当局在出台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谨慎考察两点：一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核心，是否属于一国自由市场经济出现的“失灵”？二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可以继续用增加政府投资来解决？如果不针对具体的经济环境而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很可能开错了药方，并无助于解决实际矛盾。

　　中国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与投资增长。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订单减少的压力之下，出口增长面临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言的从“汗水经济”到“智慧经济”的转型困难。这不是一国自由市场经济内部所引发的供需矛盾，而是建立在价格干预和政府行政调控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全球市场需求变化所致。

　　政府的有形之手在过去的出口经济发展模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通过维护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为中国出口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另一方面，又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比如出口退税政策、环境损失代价、汇率价格管制、资源型产品价格管制以及金融服务优惠等)，为出口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廉成本保护。由此可见，中国的出口经济，并非仅仅由于自由市场选择的资源配置结果，而且高度依赖于政府的调控之手。

　　在过去的30经济增长中，出口拉动之外，政府投资扮演了不输于出口的重要作用。这些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项目和重大投资项目(如钢铁、电解铝等特大项目)的资金，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也导致了房地产业节节升高、地方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前一轮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既有的出口拉动与投资拉动模式，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造成今日经济一系列内部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在外部需求出现变化的前提下，如果继续沿用凯恩斯主义式的调控方法，除了必然再次向出口企业回归政策倾斜之外，在内需拉动不能快速见效的前提下，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必将进一步加大。

　　从就业目标上考察，出口拉动对于解决就业虽然表面上有利，但因其建立在低工资之上，对于每一劳动力的实际福利增加并无真正助益，这同时也是造成珠三角低廉劳动力缺乏的原因；而考察既有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和对就业率的贡献，则不仅资金回报率极为低下(低下到只能是政府投资而不是私人投资为止)，其对就业率的贡献也反而较小。原因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GDP的增加而不是就业岗位的增加，钢铁等大型项目所需要的劳动力就业数目本质上是减少劳动力需求的。

　　因此，谋求经济转型的重点，不在加大凯恩斯主义式的调控，而在政府须从深刻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定位中抽身，回归服务型政府的本色。中国经济急需一次从投资、出口拉动向高附加值的创新型出口和内需拉动的深刻转型。

　　此种转型，首先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个微观企业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此环境的根本，体现在政府能够提供平等保护各私有产权主体的法律服务、公平透明的交易规则保护、无歧视性的金融产品服务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等一系列内容上。

　　其次，转型需要将现有扩张性财政的投资方向，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服务。只有增加每一社会成员的福利，才能最终增加其消费的能力与总体需求，从而培育内需拉动的动力。

　　如果不起步政府职能转换而止步于扬汤止沸的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则不但克鲁格曼的从“汗水经济”到“智慧经济”转变难以完成，经济也将面临持续的“调控陷阱”：调控所要求的干预会越来越多并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直至市场本身再也毫无弹性，最终回归全能性政府与计划经济。这将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后果。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一再证明，无数微观经济主体对于束缚产权和交易的各项制度的突破功不可没。政府从经济微观领域退出，不但会纾解既有的增长方式难题，而且当政府提供完善的服务、给予各创新主体以平等的经济权利和主体地位之后，中国经济会释放出无限的潜能。到那时，中国制造们才会将创新智慧融入汗水，从而为中国制造在内外市场上重新赢得竞争能力；中国的每一内需主体，也将启动更大更广的需求，从而塑造真正良性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