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科技网

    北京市科委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相关专家学者围绕意见的出台以及后续举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科技网讯 9月24日上午，北京市科委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相关专家学者围绕意见的出台以及后续举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发言内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 吕薇

    关于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议

    一、加强创新资源和政策统筹协调，集中力量建设全国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创新政策先行先试示范区。从1988年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到2009年的《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每一次科技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政策示范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关村的创新发展，北京已成为国内创新城市的排头兵。但是，有些试点政策在北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其他地区落实情况好于北京。如, 联想集团于1993年提出了“股份制改造方案”，历经多年才得以落实。而且中关村具有相同背景的其他高新技术企业，也难以落实股权激励的政策。但股权激励政策在外地几乎不成问题。因此，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应加强政策和科技资源统筹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1、提高政策的综合性与协调性。

    创新政策是综合政策，需要科技政策、教育政策、财税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的协调配套。一项创新政策往往涉及多个部门，不是单个部门能够落实的。如，技术转移中科技人员股权激励政策就要涉及科技、工商、国资、财政、税务等多个部门。而目前我们有些政策比较原则，需要进一步细化和相关部门配合，把政策落到实处。

    2、加强科技资源配置的协调。

    首先，要加强地方与中央机构的合作和协调，明确分工。北京的中央部属院所较多，中央的科技资源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不同。中央投入大部分是基础性和全局性的，与地方经济的联系不多。地方侧重技术产业化和具有地区特色产业群发展，不能总是跟中央配套。因此，北京市的科技和创新投入应与中央对接，为我所用，重点放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和培育创新创业企业，以及特色产业群的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方面。

    另一方面，我国科技资源的配置存在部门分割，低水平重复，创新链与资金链不匹配，特别是中试和创业初期的资金严重不足，造成创新链肠梗阻。产业技术的资助计划应采取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示范和推广一体化。因此，应加强北京市各部门科技和创新资金的统筹协调，根据地区特色产业群转型升级的需要，设置一批目标导向RD&D一体化的创新计划，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的协调配置。

    3、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促进政府部门间、地方与中央间科技资源统筹协调配置。

    建议成立市领导牵头，跨部门、跨层级的首都创新协调领导小组，发挥顶层设计、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政府科技资源的作用。如，美国白宫设立两个顶层设计的科技统筹协调机构。一个是总统科技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协调部门之间预算和关系；另一个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负责提供政策咨询，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二、提高中关村的国际化水平，增强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北京创新中心的全球影响力

    北京是我国的科教、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成为全国的技术转移扩散中心和科技企业孵化中心，对全国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近些年来北京的技术交易额占全国的40%左右，约80%流向北京以外地区。中关村有各类孵化器130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0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14个，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数量占全国1/5）。但目前还主要以孵化国内技术成果为主，在对外开放方面，主要是吸引跨国公司设置研究机构以及少数留学归国人员创办企业。

    2009年，国务院在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与国际领先的创新中心相比，中关村集聚全球创新要素的能力有待提高。美国硅谷地区约四成的人口出生在国外，而中关村尚无外国人士创业；2013年，中关村留学归国人员和外籍从业人员约3万人，占从业人员比重1.6%；中关村汇聚的创业投资总金额约人民币133亿元，硅谷约为人民币740亿元。北京作为全国的创新中心，不仅要能够吸引国内创新要素，还应吸引外国人才、技术、资本等，成为国际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栖息地”，对内引领创新，对外参与全球创新竞争。

    1、在中关村开展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创业环境试点，加快集聚和整合利用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争取开展以下方面的试点：一是放松外籍高端创业人才办理签证和绿卡的管制，集聚更多国际人才来中关村创新创业；二是放松对收购海外技术的管制，提高获取国际先进技术的便利性；三是开展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创投机构的外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改善融资环境。

    2、与国际风险投资合作，吸引全球科技和创新要素到北京安家落户，即为全国服务，又提升北京的产业结构。

    如，李嘉诚基金会根据国内需要和市场原则，在全球选择创新创业团队和产业化技术，引入中国；深圳吸引全球华人带前沿技术回国创业。北京应与国际风险投资合作，多引入高质量的国际创新创业团队。

    三、建立长效的区域间合作机制，构建具有特色的区域创新集群

    北京的孵化器数量多，运行模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功能专业化，形成了孵化产业。目前，已毕业企业的7500家，在孵企业8500家。培育了70余家国内外上市企业，一些企业成长为行业知名企业。

    但由于北京的房地产价格和要素成本较高，在中关村孵化和培育的大批创新创业企业，除少数高附加值的企业留在本地发展壮大外，许多“毕业”企业迁往外地发展。截至2013年底，中关村企业在京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9191家。2012年，中关村的上市公司实现合并报表营业收入1.3万亿元，其中在京外实现的收入超过1万亿元。因此，建议：

    1、大力发展孵化器产业，发挥北京对全国的技术扩散和创新带动作用。为了解除北京依靠发展经济和制造业来获得财力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北京城市功能的转变，使其专心建设政治中心和创新中心，应对北京实行首都财政。

    2、建立以创新驱动为龙头的区域合作机制，发展区域创新集群。抓住京津冀一体化的重大战略机遇，培育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网络，促进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流动和充分共享。以北京为技术孵化中心，天津、河北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构建从科研、科技成果产业化、到孵化企业规模化发展的上下游一体化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集群。如，北京与天津和河北合作建设高技术产业化园区，建立政府之间、孵化器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利益合作机制，促进北京的创新创业企业有序的转移至天津与河北地区规模化发展。

    3、借鉴长江三角洲的经验，建立区域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和流动。一是启动一些跨区域的创新合作项目。如，“十一五”期间，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共同编制了《长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08-2010年）》，建立科技合作和资源共享机制。2006-2010年累计安排项目近40个，经费过亿元。二是统一编制标准，建立区域创新资源共享平台，促进要素流动。如，2007年6月，浙江、江苏和上海等二省一市政府签订了《长江三角洲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共建协议书》，建立一个覆盖全区域的三级体系构架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逐步实现大型仪器设备、科学数据、文献、实验基地等共享，以及人才和机构的资质互认等。

    4、高端服务业与中低端服务业相结合。北京的产业结构，特别是服务业既要一部分高端化，同时，要发展一批适应和满足普通百姓和工薪阶层需要的中低端服务业，以满足各中收入群体的生活需要。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局副局长 白津夫

    倾力打造国家创新平台 加快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当前，在全球创新的大时代，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点上，加快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站在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以打造“国家创新平台”为重点，全面提升能力和水平，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中心。

    一、正确定位首都科技创新中心

    1.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大概念的中心。是科技与经济一体化、技术与金融相融合的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从创新全链条上来布局和发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重构创新链条，把政府布局与市场发现相结合，突出金融在整个创新链条中的支撑作用，从个别环节的资金支持到全过程资金支撑，前期提供源头活水、中期强有力资金保障、后期持续跟进成果转化。使现代创新活动从沿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优化资金链，进一步转变为：以资金链支撑创新链、引导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为此，要同时发挥北京已经形成的科技与金融优势，进一步优化科技与金融资源，围绕新定位、重塑新优势，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强化科技部门的统领作用，整合北京科技与金融资源，共同做大科技创新中心。

    2.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是大区域中心。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是立足京津冀、服务全中国的大区域创新中心。需要北京在带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突出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线，强化科技支撑引领作用，让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

    3.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是国际化的全球创新中心。按照首都新功能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这四大功能是相互关联的、互为内涵的，充分体现了首都的特殊功能属性。其中国际交流中心本身就内涵了首都其他功能的国际性要求，也就说，首都科技创新中心也要同时体现国际交流的特点。反过来也一样，在国际交流中，科技交流也是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本身是国际化的创新中心。更何况现代创新是更加国际化的创新，任何封闭的、孤立于全球创新体系之外的创新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更应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是顺理成章的。

    4.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是人才资源集聚中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北京要保持高端创新优势，必须“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的最优先位置”，以创建国际人才自由港为重要载体，“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广泛吸引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最缺的人才。强化人才支撑作用，继续保持人才领先优势，加快形成人才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二、加快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主要任务

    （一）建立京津冀创新共同体，作为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依托中关村、滨海新区及河北相邻区域，建立模糊边界的创新共同体，核心在于打造创新平台、共享创新资源、推动协同创新、加速成果转化，通过更紧密合作放大创新优势。在共同体内，可以多区并存、联动发展、政策交叉覆盖。例如共同体内自由贸易区政策可以共享，防止多头申报。同时，根据各自优势发展特色园区。如以中关村为核心载体，加快建立科技自贸园区、科技金融示范区等。

    建设“创新共同体”，美国已经走在前面，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共同体由科技园区、大学及研究机构、国家实验室和私营研发企业构成，旨在推进各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促进研发成果产业化。

    建立创新共同体，就是要整合区域创新资源，使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机结合，资金链优化配置，建立更深层次的创新合作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

    （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围绕“首都经济圈”打造“首都创新圈”。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竞争。以协同创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重要的是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优化创新资源配置。首先，要明确“首都功能”不等于“北京功能”。建设“首都创新圈”，既要依托北京、又要跳出北京，着眼于国家战略和区域创新发展的大格局来谋篇布局。其次，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形成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分工合作体系。优化布局、合理分工、合力推进。防止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避免创新资源错配。特别是要防止从过去“城”自为战转为“区”自为战。京津冀加起来各类园区300个左右（河北5个国家级高新区、6个国家经开区、196个省级开发区。天津1个国家级高新区、6个国家经开区、31个市级开发区）。各类园区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果缺乏统筹协调，各自为战，势必会加剧无序竞争。第三，加强创新圈一体化建设，除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之外，关键是要形成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机制，提升创新圈的国际竞争力。

    （三）建设中关村“国家创新平台”。当前，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重点，就是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平台建设的要求，加快打造中关村国家创新平台。随着大数据广泛应用、互联网全时空连接，以及创客运动的快速兴起，使得现代科技创新走向“平台创新”时代，从过去的以创新资源集聚为特点的园区创新向以平台功能优势为特点的平台创新转变。创新平台的核心功能，一是数据的获取、储存及服务功能。二是计算能力，将大数据处理成为有效的资源。三是信息交互能力，在开放的信息空间广域交换信息资源。建设国家创新平台，要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最新水平，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为全国创新发展提供源头支撑。

    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以中关村的创新优势，以建设国家创新平台为核心载体，强化中关村的技术发现、源头支撑、示范引领作用。成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并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当下，中关村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加快从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主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转变。

    （四）“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上”，积极发展新经济，强化协同发展的产业支撑。北京去经济中心化，不是不要发展经济，而是要重点发展“新经济”。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讲话中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强化产业支撑要推动存量调整与增量优化相结合，存量上，要“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增量上，要大力发展新业态经济和新气候经济，发展数据产业、互联网金融、跨境电子商务。

    （五）大力发展民生科技，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北京要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必须把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提升发展品质”放在突出位置，着力在民生科技创新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新优势。这既是城市转型发展、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路径，也是北京产业发展“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的具体体现。同时，民生科技领域如家政服务机器人、移动医疗、健康养老、休闲娱乐等，具有技术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具备规模产业化的条件。

    三、加快首都科技创新中心的环境建设

    一是积极争取建立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环境，推动创新发展战略落实，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二是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精心设计和大力推进改革，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按照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要求，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要以转变职能为目标，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三是扩大开放，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

    四是加大重点投入。国家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部署、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适度向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倾斜。
 
    五是集中力量、合力推进。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要在创新驱动发展顶层设计方案中有所体现，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各方面协同攻关。

    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全面推动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我国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北京市适时发布《关于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也是北京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考察北京工作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强化首都城市定位战略，具有重要战略和现实意义，必将对全面推动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挥决定性作用和产生深远影响。

    在中央的支持下，北京的科技创新卓有成效，首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但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走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道，需要北京市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迈出更大更坚实的步伐。

    如何全面推动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建设城市(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新加坡国土面积7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40万，2013年GDP约3000亿美元(与北京市相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48万美元(排名位居世界第8位，是北京市的3.8倍)，新加坡创建了裕廊高科技工业区，该区的面积为70平方公里，包含了八千多家跨国公司和本地的高技术制造业公司，每平方公里近120家公司。工业园区主要以这些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创新研究中心和创新实验室为主，是地地道道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聚区。此外，在新加坡的高校，也布满了来自全球的科技创新实验室和协同创新中心。

    我个人认为，全面推动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必须围绕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特征，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并取得突破：

    第一，北京科技创新中心要成为全球高端科技创新人才汇聚中心。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创新的竞争力。而科技创新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创新人才的竞争。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得天独厚，全国有超过50%的顶尖科技创新人才云聚北京。此外，由于北京市还是我国的国际交流中心，对吸引国际顶尖科技创新人才也优势凸显。北京市还应加大力度，突破科技创新人才的吸引、扶持和支持力度，特别是要不拘一格吸纳青年科技创新人才，使北京市产生比新加坡和美国硅谷更具魅力的高端人才集聚效应。

    第二，北京科技创新中心要成为全球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创新平台聚集中心。

    坐落在首都北京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数量众多，质量和水平位居中国之最，一大批科技创新平台已是国际一流。科技创新平台是科技梦想家和科技创业者的人生表演舞台，北京市应着力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通过聚集、整合和进一步建设，将北京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或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群。

    第三，北京科技创新中心要成为全球化的跨领域、跨学科、跨行业和跨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

    当代科技创新的突出特征是单一传统学科界面模糊、学科交叉活跃，新的学科增长点、高科技创新成果、高科技产品产业等无不诞生在学科交叉和多领域协同创新的土壤里。坐落在北京市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国际一流大学、跨国集团研究开发中心密集，为北京成为协同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市应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加快研究和实施协同创新战略，着力解决政府的支持机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投入和分配机制，解决好上游科研人员科研条件及权益保障问题，建立合作多赢的协同创新中心或协同创新联盟，加速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向高科技产业的转化。例如，为了加速发展北京市新能源汽车战略新兴产业，北京市应加大力度支持建设北京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或创新联盟，使北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稳居国内领先和国际一流的位置，成为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全面推动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就是要全面落实习总书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的指示，以需求为牵引，自主创新引领发展为目标，汇聚创新要素，激发创新人才活力，加强行业和学科交叉融合、提高技术攻关成效、促进跨行业产业协同，形成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应用创新的长效激励机制，有效推动首都经济和产业的快速与可持续发展。

    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近一年，习总书记多次谈科技创新问题，在去年9.30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到中关村学习，今年院士大会以及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总书记都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打破一切体制机制障碍等。

    依靠创新驱动，需要有技术源头的转化，由于我国科研投入的导向，导致大部分领域的研发成果不在企业，而在高校、院所，如他们没有动力转化，这些投入就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所以创新驱动发展，首先，需要大院大所有动力、有压力将那些束之高阁的成果拿出来，通过企业这个主体实现转化，否则就是无源之水。

    但是，关于企业是创新主体问题，一直争论不断，始终没有共识。什么叫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当得了主体吗？华为可以，小企业可以吗？如果企业是主体，大院大所是什么？国家的钱都给企业行吗？我们的企业还在模仿创新阶段，他们对高科技的成果转化做得了吗？对此问题，有种种说法，一部分人是出于自身利益的关系，这几年一些学校、专家白拿钱，不问成果的好日子过惯了，一些国家项目被若干专家把持，形成了行业垄断，企业根本没有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发言权，上什么项目，不上什么项目都由专家说了算，政府体制变相成为专家体制。这些人对“以企业为主体”的说法最反感。但大多数有不同认识的人，并不是出于利益集团的角度考虑，而真的是认为我前边说的那些话，因此，不解决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无法共识。

    在我看来，以企业为主体，谈的不是谁是接受拨款的主体，或谁在创新活动中的地位更重要，而只是谈一种社会分工。大学从事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研究，只是把钱变成技术和成果的过程，是最前的一公里，而企业从事的活动是把技术变成钱的过程。从最后一公里角度讲，当然是要以企业为主体。无论大企业、小企业，都是在做熊彼特对创新定义的：“对技术的首次商业应用”，习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创新要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应当说对此问题给予了进一步的明确。

    为什么在中国这个问题被弄的如此复杂？与我们过去的体制有关。60多年来的科研与经济体制的分割，导致本来简单的问题确需要共识。在80年代改革之初，我们下海做的就是将大批束之高阁的成果产业化。之后，把大院大所赶到了市场，试图解决两张皮的问题，但由于一刀切，加上这些年对科学院、大学的科技投入上没有把握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体制的问题，导致今天出现的新一轮部分科技成果仅投入无产出的严重浪费，不会出现一批批非市场化的小富即安的科技小作坊，出现在国家创新体系链上，没有形成源头向企业进行技术输出的局面。为此，我们的政策制定部门、政府、专家、学者应当对什么是“坚持以企业在创新中的为主体地位”的问题作拨乱反正，作认真反思。

    那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到底走哪个路径？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体是欧、美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我指的是硅谷模式，欧洲模式可以德国为研究对象。硅谷模式大致就是斯坦福模式，鼓励大学教授直接带成果转化，办公司，入股，之后可再回来教学，美国国家有成果强制转化的法案（拜杜法案），要求科研成果必须击鼓传花式地转移出去，这种模式，非常适宜颠覆性创新技术的市场化；而德国等欧洲模式大致是由国家建立共性技术研究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这些技术平台不仅关注形成新的产业，更注意将创新成果推广到整个工业部门，通过创新不断向产业注入新的技术，有效地将实验室成果与小企业融合，加上德国“双元制”教育体系的支撑，使德国建立了与世界工厂相适应的平衡学术与职业培训之间的教育体系，不断推动工业企业技术升级。此外，德国在对待产业与金融的态度上也与美国不同，大多数德国企业不爱上市，也不好玩金融，加上德国实行有限产权及非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既遏制了房地产对产业资本的发展，也使实体企业可专注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德国模式更适合制造业发展。欧美两国模式，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问题是，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究竟选什么模式？分行业？分区域？大一统？多元化？应当组织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的智库组织，对中国产学研合作机制进行系统的模式研究，以确定中国选取的模式和途径。毕竟，模式不同，政策的取向就不同。

    今天的科技体制改革改什么？打破科技体制机制束缚是改革的主要任务。解决这个问题，在当下既有紧迫性也有可行性。从紧迫性而言，经济下行，企业转型，只能依靠创新实现升级。改革，首先要为创新源头的大院、大所、高校松绑，再次释放他们的创新活力，只有他们活了，我们企业才能活；从可行性而言，这么多年，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机制探索，都有了一定的经验，但目前，悬在他们头上还有四把剑：一是无形资产视同有形资产管理，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无法实现有效的成果转移；二是高校干部与国家机关干部同样管理，无法实现连人带土的转移；三是人才双向流动的制度通道不通的问题，大学教授带成果转移到企业，但却回不去了，影响转移积极性；四是能否让科技人员致富问题，职务发明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转让给个人及团队？现在不是比例多少的问题，而是定心丸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从事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都没有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导致企业创新成为无源之水。除了动力之外，还应当建立技术转移的压力机制，这方面需要修法去实现。

    第二，要改变科技投入的方向和方式，对大学、科研机构的投入主要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对应用技术研究的投入要么对其又必须实现转化的硬规定，要么就以全社会招标的方式进行定向投入。现在对大学、科研院所给予相当多的应用技术方面的投入或对个别企业给予的大量投入都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规则，造成严重的重复投入以及大量的浪费。国家应在共性技术、功兴工艺研究方面做些平台性投入，让社会大小企业共享投入的资源。

    第三，要改变政府部门的职能，政府要从投入主体的角色变为服务主体的角色。

    最后谈谈改革的方法论。推进改革就是一个充分地认识、论证的过程，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去做论证？这当中涉及改革的方法论。现在各地方领导都做了许多改革的先行先试，中关村京校十条，武汉金十条等，都是有含金量的改革方案，但依靠地方却改不下去，缺少一个上下联动的改革体制设计。由于许多事权集中在中央，地方不敢越红线，例如武汉提出，我们政府帮助院校作改革背书，仍然没有人敢去冒险，明显地存在地方政府积极，中央各部门改革动力不足及不一致的问题。因此，改革按什么方式推进？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需要明确，我建议：建立上下联动的改革机制。鉴于中国地大，科技领域众多，改革可采取顶层设计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顶层先做底线思维，确定负面清单，对吃不准的事可先确定边界及时限，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省去试，让地方政府“摆平”或搞定各种模式的差异，中央政府部门将改革的权利放到地方，让最有改革动力的人去设计改革。

    聚集国际人才资源 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的建议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0多次对人才工作作出重要论述，且在不到一年时间中，连续三次讲话提及“国际人才”。

    2013年10月，总书记在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时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2014年5月，习近平在出席亚信峰会后，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指出：“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2014年6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再次提到“要广泛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学者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服务。”

    由此可见，国际人才战略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已成为中共中央和本届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2013年4月,IMF预测称,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长远来看，中国应该做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和第一强国的准备。如何凝聚全天下人才为我所用，是北京建立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必要条件。

    北京既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构建世界城市的基础设施、升级首都产业经济，又要建立国际大都市，汇聚全球人才，成为世界科技交流中心。人才是第一资源，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应首先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优势。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完善人才的国际培养机制

    1.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并留下可用之才

    外国留学生也是人才储备的一种。我国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少，占比很低。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国际留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比例大约17%，法国约12%，就连日本也达到3.8%，而我国仅为0.425%。并且，发达国家的签证政策，均有留住优秀留学生的规定，例如美国的H1B签证。我国没有相应的外国留学生工作签证制度，而且规定申请我国外国人工作签证，需要相应的工作经验，来华留学生后无法居留工作，只能回国。

    目前中关村很多企业抱怨，希望留下更多外国留学生在企业任职，。北京要建立科技创新中心，可以模仿美国的做法，首先吸引留学生来华学习，在企业实习，允许企业有需求的留学生留在北京继续工作、生活。

    2.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提高国内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能力

    中外合作办学可以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国内高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让国内学生不出国门即可享受到国际化教育。建议，北京加大中外合作办学的力度，引进更多世界级顶尖学府来北京建立分校、合作办学。

    第二，完善人才的国际流动机制

    1.树立建设世界人才之都的目标，提高国际人才比例

    北京目前国际人口比例不足1%，国际大都市一般都高达20%。北京应该同时树立建设世界人才之都的目标，吸引世界人才，才能进一步开展科技合作和交流，搭建接触世界顶尖科技的渠道。

    2.放开国际科技人才的流动限制

    9月20日，李克强总理考察上海自贸区时，针对绿卡问题说到，“我们对人才，特别是对企业的研发人才，应该是来去自由，提供更多便利。”

    建议北京在72小时过境免签的基础上，再延长过境免签的时间；制定科技人才交流免签证计划；延长外国专家在华居留的时间限制，增加他们出入境免签的次数。

    第三，完善国际人才的引进机制

    1.实行普惠制的留学归国人才政策

    我国进入了留学热、归国热的人才大进大出的阶段，去年一年有超过35万的大量海外留学生回国。这部分留学生人才层次出现多样化，但大部分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双语能力，可以很好的帮助提高北京科技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建议实行普惠制的留学归国人才政策，给予留学生主要群体更多的优待政策，防止“夹心层”归国人才的出现。

    2.向海外华人华侨人才发放“侨胞证”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蓝皮书》研究，中国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达到400万。他们是我国庞大的海外人才资源库。建议通过发放“北京侨胞证”，吸引更多海外华人华侨回北京服务。侨胞证可以仅在北京地区有效，可以借鉴印度颁发海外印度人卡的做法，并比照颁发给港澳台同胞的“台胞证”或“回乡证”的做法。

    第四，加强国际人才的研究，建立更多智库机构，建设海外人才信息库，加强人才制度的顶层设计。

    海外高层次人才分布广泛，通常需要事先掌握情况和联络感情。而且，高层次人才并不是看广告就能招来，需要做大量细致、深入的交流工作，需要懂得高级人才的运作规律和国际惯例。需要建立一个在全球负责搜索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府猎头部门或特别工作组，专为本市高层次国际人才引进工作服务。

    借鉴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以色列等建立国家猎头部门的经验，因为在国外工作，为避免引发争顿，猎头部门可以建立在体制之外。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系统推进首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坚持和强化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必须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好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系统推进首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形成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支撑、引领和示范作用。加快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创新驱动，重点是培育国际科技创新产业集群，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经济支撑。首都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是构建高精尖经济体系，核心是瞄准产业升级，培育“五少一高”，即用水少、用地少、用人少、用电少、污染少，附加值高的产业，着力点是用科技创新调整、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中关村应积极借鉴上海自贸区和深圳前海的经验，在行政管理改革、政策创新、区域合作等方面为全国科技中心建设提供示范。

    二、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构建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的城市综合创新体系。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就是善用一流的资源、一流的技术、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环境，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技术创新总部集聚地、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和全球高端创新型人才中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产业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生态环境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和政府改革创新。

    三、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创新人才政策，实现首都从人口资源向人才资本的战略转型。首都的难点是人多，但首都的出路在人才。实施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关键靠人才。首都的重点不仅要疏解功能、疏解人口，更重要的是要优化功能、引进人才。首都功能调整、优化和提升的过程，就是人口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化的过程，是“腾笼换鸟”到“凤凰涅槃”的过程。

    四、做好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编制，打响“科技创新北京指数”。要把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为首都“十三五”重点规划。“北京指数”应当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风向标。要让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和创新绩效引领首都创新创业，要聚焦产业化、体制机制、软环境和人才等方面，推动一批能够填补国家空白、首都急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新工程和创新项目落地见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科技创新的开放水平，让北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城市。

    五、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率先建设京津冀国家级协同创新先行示范区。瞄准建设京津冀国家级协同创新先行示范区，进一步加强功能协同、空间协同、区域协同、产业协同、文化协同、政策协同和体制机制协同，加强京津冀产学研深度融合，充分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把整个京津冀作为创新容器，建立以“科技资源服务平台+企业孵化培育平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为重点的全程化科技服务链，形成京津冀区域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空间响应。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大气污染治理

    作为“首善之都”，长期以来，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改善空气质量，还市民蓝天白云，是北京市政府长期以来工作的重点。科技创新为北京市十六阶段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及“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同时，科学研究也指出，大气污染的来源和成因十分复杂，大气污染治理任重道远。实现北京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必须从推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联防联动开始，要形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合力，来实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目标。

    科技创新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自始至终都发挥着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支撑作用。下面就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的大气污染治理，提出几点建议：

    一、 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基础工作所急需的科技创新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一系列的基础工作作为前提，如城市及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建设、污染物排放源清单的编制、颗粒物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谱的建立、颗粒物来源解析等。作为科学评估大气污染状况和精确控制排放源的基础，这些工作在京津冀地区已开展多年，但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迅速，污染形势变化和污染源排放状况日新月异。在当前形势下，利用科技创新，建设立体的监测体系、建立动态更新的排放源清单、建立完善的源谱数据库、开展持续的颗粒物源解析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二、加强大气污染成因机理研究方面的科技创新

    大气污染的成因机理十分复杂，涉及到污染过程的生成、发展、消散等阶段，同时涉及到气体污染物、颗粒物、大气氧化剂等污染物种，并与当时的气象条件有密切关系。据研究，北京市的大气污染受到本地的燃煤、工业及机动车等排放源的影响，又同时受到天津和河北省污染物传输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污染混合在一起，更增加了污染过程成因机理的复杂性。2012年中科院启动了“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研究，努力解答大气污染成因中的科学问题，但针对华北地区PM2.5和O3污染的相互作用，建议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特别是大气中过氧化物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三、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管理的科技创新

    城市和区域空气质量改善很大程度上依靠管理，而环境管理本身就是一门科学。针对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管理进行科技创新，其根本目的是提升环境治理的效果、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缩短达到环境治理目标的时间，使环境管理决策科学化、实施高效化、费效合理化、过程可持续。因此，建议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管理中的科技创新，着力强化环境管理中政策情景研究、管理费效分析、决策平台建设、政策实施监管评估等方面的科技创新。

    四、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合作的模式创新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不是某一个城市的事、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不是某一个行业的事，也不是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事。从地域来说，区域性大气污染已经打破了城市、省的行政界线，要推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必须建立区域联防联动机制；从管理来说，大气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大气污染治理也不仅仅涉及到环保局，而是需要通过政府带领下的全部门协作才能实现；从排放来讲，在目前严峻的复合污染态势下，污染物的排放量有大小之分，没有行业之分，所有行业均需担负起相应的减排责任；从支撑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来说，应该建立京津冀区域大气环境科学中心，作为科学研究和成果发布的统一科技平台。此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全民的参与，只有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污染治理的目标和实现环境空气质量的长期改善。因此，在推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中，建议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全社会的合作模式创新，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快地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