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病榻上的“中国航天之父”、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钱学森生前曾多次问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
可以肯定的是,这话绝不是钱老的心血来潮,而是多年来盘绕在他心头的忧思,也是他最后一次系统谈话的唯一话题。他曾对工作人员反复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前不久,一代科学大师走了,把忧思留给了用心思考中国未来的人。
同在今年11月,中国又发生了的一件大事,准确地说,是中国传媒、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被誉为“中国财经第一人”的《财经》主编胡舒立离开苦心经营十一年的《财经》杂志,黯然出走,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对这位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胡主编的出走内幕固然关注,但笔者最想问的是:胡舒立出走之后,中国还会不会出现新的《财经》?
众所周知,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担任主编。《谁控制了冯明昌?》、《成败陈久霖》、《琼民源》、《君安震荡》、《银广夏内幕》,都是中国财经界轰动的报道。这些文章调查缜密、叙述简洁,犹拨云见日,让人刮目相看。2000年10月,《财经》发表《基金黑幕》,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揭露了许多腐败的现象。捅了马蜂窝之后,面对压力,胡舒立表现了特有的韧性和无畏的勇气,她没有退却,又发表了《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予以反驳。她说: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体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近些年,我们一再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媒体?为什么中国的声音没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除了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原因外,笔者认为,敢于说真话的勇气,有无创新的思想,以及调查真相的行动和洞察事实的眼光都是非常需要的。
极具创新思想而不人云亦云,于是在各自的轨道上创造了石破天惊的声音。钱学森和胡舒立,在2009年的岁末竟意想不到地交叉在这个特定的时空。
这又让笔者想起了几天前在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网看到的让人警醒的一则短小新闻“科技部完成调查报告 质疑新能源产业过 剩说”(这则新闻在本期新闻栏目“声音”有详细介绍)。
这则新闻的起源来自一份《2009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据悉,这个报告是由社科院下属研究所编制,数据来源大多为公开信息的集纳。以光伏产业基础原材料多晶硅为例,一些媒体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国内已立项的多晶硅项目超过50个,投资规模将超过1300亿元,总产能超过23万吨。一些专家认为,这些产能已经“超出了全球总需求的两倍”。对此,科技部相关官员和专家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研,将报告提交到了科技部高层领导面前。知情人士透露,科技部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产能过剩”的判断有失公允。科技部专家们发现,支持“产能过剩论”的主要是一些大的企业。这些企业进入行业较早,大都习惯了高利润的生存模式。大量的后来者试图涌入这个行业,势必危及他们既定的利益格局。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产业过剩的声音不绝于耳,不知道第一个声音起源于谁,反正接下来,专家这样说,官员这样说,媒体也这样说,到底如何,没看到有人做相应的扎实调查。但过剩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
凭心而论,近年的中国舆论界相比早年已大有进步,质疑和创新常常冲击人们的思考,问题出在行业媒体。纵观整个行业媒体,歌功颂德多,批评一边倒,而扎实到位的事实调查很难看到,背离事实的所谓新闻却以讹传讹。缺少理想,纳于创新,惰于思考,没有高度,是行业舆论的通病,而这些通病则会误导企业对行业的趋势作出正确判断,而媒体引领行业成长的功能则会大打折扣。
钱老把中国大学没能培养杰出人才部分归因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仔细考虑,这话是对的。“抢打出头鸟”文化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再加上“左”的思想统辖中国几十年,导致大家人云亦云,不敢与众不同,你抄我抄他抄,大家一团和气,谁也不丢面子,最后一潭死水。
没有创新,没有勇气,没有理想,没有韧性和执着,就不会出现新的《财经》,更不能再造就一个真正的钱学森。
仅以此文纪念备受爱戴和敬仰的钱老以及不妥协的胡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