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胡钰

    科技时评

    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是中国科技发展中的老话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话题。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段论述很清晰地表明，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必须双管齐下，单靠任何一方都不能解决问题。在中国发展进入创新驱动的新阶段，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以更符合创新规律的方式来推动。

    一、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力量是建立科技与经济结合体制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倡导者索洛通过分析1909—1949年美国经济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经济产出，因此发现了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索洛因其贡献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其理论中，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种外生的力量，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没有出现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趋势，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拿来发达国家技术获得进步。到了1980年代，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者发现，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技术创新行为取决于该经济中的规则和制度。罗默进一步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得出结论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新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罗默因其贡献被1997年《时代》周刊评为年度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20世纪以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各国普遍认同，但能否建立起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体制却不容易。前苏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西方国家竞争过程中，尽管意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大规模增加科技投入，其研发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超过4%，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2%—3%的水平，但由于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没有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因此除了取得人造卫星等少数领域成就外，经济竞争力没有获得明显改善。

    二战以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亚洲“四小龙”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世界银行将其冠以“东亚奇迹”并全面总结经验。但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东亚没有什么奇迹，他们的快速发展，所依靠的无非是国内高储蓄所提供的投资加上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提供的劳动力，没有依靠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所谓的“东亚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应验了克鲁格曼的预言。克鲁格曼因其贡献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东亚经济发展的教训说明，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没有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从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技术进步缓慢，症结不在于新技术无法取得，而在于制度存在缺陷。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传统增长模式的退出存在着多重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式的采用，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

    进入21世纪，在新的发展阶段，再谈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我们不仅要将此看做科技界的问题，也要看做经济界的问题，不仅要解决“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问题，也要解决“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问题。事实上，要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就必须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根本理念。

    二、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要以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获得高附加值为目标

    IBM公司在解释什么是技术创新时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创新=发明+市场价值。换言之，技术创新不是一个研发活动，而是一个经济活动，研发只是创新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国际创新理论和经验表明，研发靠近市场、靠近产业才能获得成功。

    笔者曾经调研的我国中小企业板的一家制药企业，委托专家做研发，但拿来的成果却是“原料比产品还要贵”的所谓成果。尽管专家发表了学术文章，但对企业来说，这种技术创新毫无用处白白浪费资金。事实上，不能把技术变成钱，就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

    在我国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进程中，急需技术创新支撑。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也体现在传统产业发展中。对技术创新来说，要能够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要的不是选择做电脑产业还是做圆珠笔产业，而是选择做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环节。做电脑如果只是组装，依然没有意义；做圆珠笔如果做笔头、墨水，却是很有价值。明确技术创新的经济属性，有助于明确技术创新的方向，关键是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获得高附加值。

    三、以企业为牵头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避免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被结合”

产业共性技术，出发点和立足点还是产业，是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在推动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时，首要问题是谁来牵头？这需要把产业共性技术做分类：一种是基础性的共性技术，一种是竞争性的共性技术，直接和产品挂钩。对于前者，可以让高校院所牵头，但对于后者，必须明确由企业牵头。从实际情况来看，后者的需求占多数，也更薄弱些。在中关村调研时，笔者就听到许多企业家谈到“被结合”的问题，高校院所牵头，经费拿大头，企业实际做项目，但却拿经费小头，这应该引起重视。

     产业共性技术开发过程组织产学研合作，不能“拉郎配”，应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利益的扭合、市场的融合。这种深层次的紧密契合是合作开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合作过程中，坚持产学研各主体定位清晰，坚持企业主导研发过程，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

    从产业共性技术开发的出资上看，政府出资可以作为引子，不应是全部，也不应是大多数。要鼓励企业资金作为主体进入，鼓励社会各类资金进入，采取市场机制来组织。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分配是决定产学研合作能否顺利有效的重要条件，高校院所与企业利益分配问题，参与企业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参与企业和未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都要提前设计好。

     四、改革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由市场来检验应用导向的研究

    科技评价和奖励就是指挥棒，这个指挥棒直接决定了科技人员的行为取向。从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角度看，改革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是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

     对从事应用研究的科技人员的评价，不能单纯地以论文来衡量。如果教师不以教学为主业，医生不以看病为主业，工程师不以开发新产品为主业，所有科技人员都是去发论文，无法真正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实践证明，应用开发类的科研机构转企改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这种改革方向应该坚持，鼓励应用研究更好地面向市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自主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

    应大幅度减少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尤其是面向应用研究成果的奖励。现在，对科技的重视越来越体现在设立各种奖励和资助计划上，其初衷是为了鼓励科技人才健康成长，但过犹不及，结果却是科技人才面对名目繁多的奖励和资助计划眼花缭乱。更重要的是，在评价应用导向的研究中，专家评奖远没有市场认可有说服力。笔者调研中就发现，一些优秀的技术开发者因为在市场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对政府奖励很不关心，倒是一些只能在实验室中出样品、关心评职称的研究人员更在意政府奖励。

   五、需求拉动对推动本土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要把市场作为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战略资源

   在2010年10月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C919客机获得来自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国内航空公司的100架订单。这是给与本土创新产品的第一动力。试想，如果不是政府引导下的本土市场支持，谁会去采购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航空创新产品？

   或许新产品会有不完善，但没有基于市场的反馈，就没有新产品的持续改进动力。在对待本国创新产品上，韩国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现代汽车一问世，政府开始采购作为公务用车，当韩文OFFICE系统研发出来后，政府和学校率先使用。与其说韩国科技界的创新能力强，不如说韩国本土市场提供的创新动力更强。

   对处于追赶进程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我国的创新成果必须找到应用者才能生存和发展，现阶段其主要应用者不是国外市场，只能是本国市场。准确地说，国内市场资源已经成为我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的市场资源具有规模性、差异性、增长性的特点，这为我国的各类型、各层次创新活动提供了最宝贵的市场需求动力。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就必须将市场资源的重要性提高到足够高度，将应用环节视为与研发环节同等重要。

   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规律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只是外部条件，来自市场的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才能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内生的、持续的动力。因此，启动、发挥本国市场对自主创新活动的牵引作用，将市场应用作为自主创新实践不可或缺的环节，对建立科技与经济结合体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