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Ranis演讲(图)

来源：新浪财经

　　2008年5月25-27日，由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此次大会。图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Ranis做主旨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白鹏辉摄)

　　2008年5月25-27日，由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此次大会。图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Ranis做主旨演讲。

　　Gustav Ranis：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论坛对我的邀请。首先我要对在四川地震当中遇难的灾民深表哀悼。并且我要对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政府对地震灾害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应对措施和表现表示敬意。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我想要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过去的发展，因为大家对过去都了解的很清楚，我就不详细讲。各个国家发展有一定的模式，我想我们可以重温一下。

　　首先讲一下，发展的条件。一般来讲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摆脱了殖民主义，以及和殖民主义相关市场的模式。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以国家来修正体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以及建设政府等想法。然后一开始大部分的社会都是体现出了很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大家对一些国家的体系也很熟悉，对一些概念也很熟悉，比如说出口替代概念。之后大家就把发展等同于工业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觉得农业是顺带来做的事情，跟着工业化走的。而且当时有一种悲观主义，那么对农业方面的应对，以及对出口都有一种所谓的弹性悲观主义。我们今天所讲的福祉，就我理解，主要是包括扶贫，以及改善收入分配。在当时是被推迟了，大家都说以后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先把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再考虑这些福祉方面的问题。在早期的进口替代阶段，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结束之后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进一步介入中级阶段，进入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提高进口替代的层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对出口进行补贴。因为如果不补贴的话，低效率就使出口没有竞争力。第二种选择就是出口替代。要转为国内市场生产，然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介入了中级的进口替代阶段，因为这个比较容易，体系不需要转变，而且大家在第一阶段也是感觉效果不错，而且也是愿意再做第二阶段。只要效率好，而且有自然资源的话，还是可以这样做的。大部分的东亚他是选择了出口替代，中国的台湾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位于当中，其实是有点红色的，不是灰白的，他们主要是在教育方面，从初级教育进入到中等教育。那么出口替代就更加要靠价格了。这个时候就是在于农业和出口的价格必须要具有竞争优势。而且在农业和非农业发展之间要取得平衡。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非农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扶贫、收入分配、以及人的发展，也成为当时增长的模式。也就是说尽管并没有放弃增长，增长也是很重要，但是它已经被视作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标，这是指出口替代的类型。

　　下一个阶段就是在劳动力过剩之后，刚才吴教授也说到，中国是不是出现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不是还有1亿或者2亿的人口在劳动力转移过程当中释放出来，这个还没有一个结果，还有待与我们进一步的讨论。但是即使我们劳动力都转移出来之后，就进入到科学发展的阶段，刚才吴教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而且要从中级教育转移到高等教育，也就是从日本人讲的雁型模式，越来越多的强调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的发展。

　　我要再谈一下，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情况。我们说过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可以说是东亚比较极端的两个例子。我觉得可能是东亚的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他们是用出口替代。一开始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不能忘记的。以前在台湾有很多日本的殖民主义者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农村基础设施，而且在二战之前也有很好的农业的增长。在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每年还有4%的增长，有60%的就业都是在农村，有33%的GMP也是在这个领域。还有农业也占到了出口的很大的部分，而且在台湾也是非常强调教育，我觉得这就会带来一个优势。另外还有一点自然资源的缺乏也是一个优势，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特别是在拉美国家和一些其他亚洲的国家，像在菲律宾，我们看到因为有自然资源，可能就会忽视人的因素，或者经常去用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一会我也会再谈到荷兰病的问题。

    所以台湾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进口替代，跟其他国家一样，但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温和，比较简单的，他们同配额到关税、统一汇率，然后打击通货膨胀，另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土地改革，叫耕者有其田。另外他们还把一些非常大的前日本的公司进行了私有化，而且也有很多从大陆的人，从1949年，当蒋介石到台湾去的时候，有很多大都的人进入到台湾。而且台湾当时还继续不断地支持农业，不断地强调在农村地区的研发。而且也从大米和糖转为那些更有经济价值的芦笋、蘑菇等等的发展，还有农民协会的发展，这也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情况。

　　在进口替代阶段之后，他们选择了出口替代的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也提出了19点改革的意见。而且那个时候美国也告诉台湾，在1965年之后不会有外部的援助，这就使台湾人觉得不能依靠国外的资本，只能依靠自己。他们对出口进行了退税，还有出口加工区、还有保税工厂，还有优惠的利率。但是当时国内的市场还是比较受保护的，就是大幅度地推出口。而且有开始是出口粮食，后来就变成鞋、纺织品、电子品。1952年的时候出口当中的90%都是农业，转为到了80年代的时候90%的出口都是非农业的东西。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在台湾农村地区非农业活动的大幅度扩展，基本上都跟服务业有关的。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比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也还要快。所以土地就变成了农村地区的烟囱了。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都离开了农村，后来又回来，所以农村非农业的发展是比农业更加的劳动密集型。根据克瑞斯的描述，有分散增长的恶化，但是其实在台湾的例子是不能够显示这一点。经济系数是从0.5下降到0.3，0.5是50年代的时候，贫穷大幅度的下降，义务教育也从6年上升到9年。还有一个台湾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非常强调中级的职业教育，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忽略了，但是这个职业教育在台湾非常被强调。在66年到1974年的这段时间职业教育上升了6倍，教育本身也很重要。

　　在1970年之后，根据我跟费教授一起做的调查，1970年之后，台湾进入到科学发展的阶段。然后我们看到国内经济开始开放了，1980年的时候出现了关税下降。中小行业仍然受到鼓励，高等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也是前面吴教授谈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鼓励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那个阶段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技术研究机构在1973年的时候成立，还有新竹科技园区在1979年的时候成立。新竹科技园区主要是侧重研发，它占GDP的比例从1%上升到2.2%，但是这个没有包括我所说的蓝领的研发，也就是说那些穿蓝领的工人做的研发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还有很多人都是从硅谷回来，他们最早是从台湾到美国去，然后又回来了，有70%的技术研究机构的人都是由海归派来管理。另外农业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从由赚钱的财源就变成受补贴的行业。而且技术的出口到50%，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转到中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支柱的重点从农业也转到了生产和工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对知识产权的观念和态度。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像台湾地区，他们都是像知识产权的盗版者，现在他们也开始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也显示出他们开始走到了技术发展的前沿。还有腐败在台湾也还是有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有，在美国也是。但是相对在台湾整个机构相对来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基尼系数也是有所下降。

    　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的情况，韩国一开始的情况并不是像台湾那么好，可能是因为天然的条件，包括气侯条件，也不太适合于种双季稻。日本在韩国殖民的政策，其实跟在台湾一样，也推出了一些农村的协会，但是韩国税收的政策跟台湾不一样，所以并不是非常成功。在韩国一开始农业是相对来说受忽略的，直到70年代推出了，新村运动，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损失了十几年的时间。农村的研究相对于农村的产出只是占到中国台湾地区的1/2。 另外美国的援助是一直在进行的，所以说韩国就对改革的压力并不是非常大，所以说外资不管是私营的还是公营的，都可能使人们没有要改革的紧迫感。

　　我们在这里看到台湾地区的外国资本只是占到15%，在所有投资当中的15%。但是在韩国所有的投资当中60%都是外国资本。所以韩国的工业化更加资本密集型一些，出现了很多的大财团，而不像台湾地区有很多都是中小型的企业。另外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也没有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的影响，主要是稳定的金融汇率政策。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主题，关于中国的情况，我并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所以说如果我一会的讲演当中出了什么错误，请大家理解，如果有什么误解的话请大家原谅。

　　我的确觉得中国也是在进口之后选择了出口替代，这样一条路。据我知道它在全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包括在经济增长，还有在1978年改革之后，在扶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绩。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八十年代靠农业，九十年代靠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基尼系数反而越来越糟糕，这几年有人说接近0.6了，但是肯定在上升。而且有人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的增加，这也是政府很关注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纵向经济系数和横向对不同地区的影响。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平衡。主要采取的行动在2004年对农民的征税取消了，而且开始提供一些补贴。1998年的时候农村的合同延伸到30年，这给农村一些安全感，但是他们还是有不安全性，比如说具体实施的问题。我们也听到很多地方政府收了农民的土地，但是政府没有给足够的补贴。这个问题在过去十年大概增长的15倍。另外在贸易条件方面似乎也是更加有利于城市地区，这也是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认为未来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的一些需要是什么。吴教授前面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我觉得对农业的研究有可能是被忽视了，因为一开始从公社制度转为责任制的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其实本来应该要继续不断的有农业方面的研究，能够让这个制度继续保持下去，但是这方面农村的研究似乎有点被忽视了。另外就是说对那些小城市要更鼓励他们的发展。还有非农业的活动要进一步的鼓励。说到台湾地区，农村有6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非农业的活动。

　　另外我也知道，中国似乎是有两种情况。有些就是纯粹的农民，还有一些是民工。然后对于那些想要成为城市工人的那些农民来讲，还是有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这对农民工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关注。要确保，特别是对那些小城市到大城市来的，流动性要更强。还有一点也是刚才吴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说投资比例有的时候很高，高到50%。肯定会带来回报比较低的情况，所以我们还得要强调投资的有效性。就是跟TFP有关的投资效率的问题。另外前面我也已经暗示到，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农村产权方面给出更多的保证。比如说99年的租赁权。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关于农村农业的研究方面，以及保证长期给农民的保障方面要做更多的研究。

    另外一点，刚才我说到了“荷兰病”的话题，其实我的担忧就是大家知道中国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直接投资，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也会带来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使我们过多地强调资本密集型，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这么多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投资。另外对汇率的影响，前面也有人提到了，这可能是比所需要的影响更大。我要谈到的第二种荷兰病要比汇率更加重要，如果我们有非常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不管是私营资本还是公共资本，这会使得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就强调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发展，和财富会有更多的强调。中国的增长率一直是10%到11%左右。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有可能5%到6%的有效经济增长率更加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不是说一定要每一年都是通过投资导向型的，来实现经济10%到11%的增长。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关于过度资本的密集，可能我的数字稍微有些高了，这里提到3亿工人，有可能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还有一些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不见得有3亿这么多。还有就是腐败的问题，我也看到一些估计的数字说有10%的政府支出都是受到腐败的影响，有可能影响GDP下降3%。当然政府现在也会对一些大型案件做惩罚。但是问题是对于那些小的项目，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少所需要盖章的数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到2050年中国的平均年龄大概是45岁，要比2005年的平均33岁又提升了，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关注社会保障、养老金的改革问题，还有包括对国企之外、私营企业员工的员工福利问题。另外关于健康问题，我知道非国有企业的员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们就是以家庭来承担他们的健康问题。还有在教育问题，在1986年教育就转到了还没有做好准备的地方政府身上，只有43.5%的城市人和8.5%的农村人口获得了高中以上的学历，平均求学的年份已经从7上升到了10年。对教育的投资也从GDP的2.2%下降到2005年左右的1.9%这样一个比例。还有人员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能够强调，增长只是更好的人力发展的手段，只有人的愉悦才可以使我们有更快愉快的生活，增加人的寿命。重要在扶贫方面做的非常成功，但是在人的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机会详细介绍了。

　　如果一个国家，是在增长和人的发展方面都表现平均比较好的话，那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等于说更多的增长会带来更好人的发展，更好人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东亚总体来说在这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在这方面低于平均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恶性的循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是这样。这里会出现非对称性，有的地区在增长方面要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人的发展方面低于平均水平。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果你在人的发展方面高于平均水平，增长方面低于平均水平，你是可以毕业的，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如果你是在人的发展方面低于平均水平，增长方面高于平均水平，我们发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地进入良性循环。

　　因此我们的观点就是，在所有的发展当中我们不能先考虑发展，后考虑人。如果人的发展方面落后了，我觉得中国今年恐怕就有这样的情况，在健康、教育、在农村地区的饮用水方面都没有供上，那么就必须要加以改进，要加强对人的增长的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