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7月12日10:11 新华网
以往“只能赚取‘刀片利润’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国还未完全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而“打工者”却越来越多,连这“刀片利润”也要分别人一杯羹。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任伟娇发自北京最近,薇薇(化名)在Mango店买了三件衣服,“产地分属三个不同的国家”。
就在买这三件衣服的半小时前,在H&M,她刚试穿过一条“孟加拉制造”的裙子、两件“Made in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的T恤。
“没什么好惊讶的”,薇薇去年在淘宝网买的那双耐克原单“空军一号”的标签上早就印着“Made in Vietnam(越南)”了。
事实上,据耐克公司年报最新显示的数据,2010财年,每100双耐克鞋中就有37双产自越南工厂的流水线,23双出自印度尼西亚工人的手艺,另有两双来自泰国,一双来自印度,只有剩下的34双贴着“中国制造”标签。
“这是十年来(耐克)首次非中国代工厂的产量超过中国,”广东省东莞一家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的经理接受采访时说,“不过诸如运动鞋厂之类对劳动力成本十分敏感的行业,迁到东南亚,比如越南、印尼的情况早就出现了。”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Sysco总部国际部的进口经理蔡灏,只不过他的回答更为明确:“中国产业(向国外)转移从6、7年前就开始了。”
“非中国制造”变多
对美国自由撰稿人萨拉•邦焦尔尼来说,2005年发动家人抵制中国货一年的尝试让“生活越来越麻烦,代价越来越大,”因为那时“‘进口’几乎跟‘中国制造’是一个意思。”
不过可以预见,如果让她再体验一年“远离中国制造”的日子,肯定比6年前“走投无路”的生活要轻松的多。因为萨拉可以花同样少,甚至更少的钱买到同“中国制造”一样“XX制造”的产品。
的确,在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体系中,“非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并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当店家信誓旦旦地推销“越南产的现货正品”时,薇薇义无反顾地以“难以想像的低廉价格给老爸订了两件TOMMY HILFIGER全棉圆领短袖T恤 ”。
事实上,除了衣服鞋袜等日常用品行业,诸如IT、汽车、电子等OEM零部件代工领域,中国也正在逐渐丧失“世界工厂”的位置。
2010年6月,富士康国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伟良称,在考虑将部分厂房搬到内地北部的同时,也考虑搬往印度和越南。
2011年4月,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计划在越南北部北江省投资1亿至1.5亿美元建厂,新建工厂将给苹果iPhone和iPad生产触摸屏,而且并不否认“在成本压力下大陆工厂减产或外迁的可能”。
就在上个月,三菱重工表示,将增加对印度市场的关注度,增加与印度企业的合作并讨论在印度本土进行汽车制造机械的生产。
7月2日路透社以“中国的一些美国厂商不堪成本压力 回国办厂”为题介绍了一批从中国制造变身为“美国制造”的企业。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西尔金两个月前就表示“未来五年,在美国销售的企业会减少在中国投资,大家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品是美国制造。”
不比“美国制造”便宜多少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产业转移是中国丧失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产物。
“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工资不断提升,人民币升值、通胀压力的加大,企业开始把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刘元春分析说。
而哈罗德•西尔金则直接算了一笔账:考虑美国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资,仅比美国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于工资在总成本中占约20%~30%,在考虑库存和运输之前,中国制造只比美国制造便宜10%~15%。
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从购买力平价看,越南工人工资是85美元/月,印尼是148美元/月。而截止到2011年3月末,中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为1320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约合190美元。
虽然只列举人力成本未免有失偏颇,但对于需要支付工资的企业来说,这组数字所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只付最低工资是根本招不到人的……更何况现实情况是在大幅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招不到足够人手的企业依然很多。”上述广东东莞那家外贸公司的经理这么说。
除了薪资期望较高,“招不到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14~65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据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点,全国14~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53%,比2000年下降8.20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更严重,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在中国会有越来越少的人进入劳动大军。
不过,除了劳动力,“基础设施、市场容量,扶持政策,还有上下游产业链的状况都会影响产业转移。”刘元春进一步分析说,“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制造业具有更大的优势。首先,中国市场巨大,其次,中国的产业链基础比较完备。这就是一种大国效应。”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显然持有相同的观点,“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国家规模较小,越南、柬埔寨基本没有能力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搬迁。”
实际上,回顾历史,耐克代工厂的生产基地的“外移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同样是由于劳动人口不足且工资上扬等原因,耐克公司决定将其运动鞋的生产基地从当时的韩国、中国台湾移至中国内地。
“当耐克从台湾转出的时候,台湾的代工厂也开始积极扩展海外生产据点,同时把高端产品的生产、设计、研发部门留在了台湾,”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介绍道,“企业从高产业梯度地区转移到低产业梯度地区是很正常的现象,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外转移,中国也完全可以将这次‘外移’当做产业转型的契机。”